晚清有個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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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管理的弊端要遠遠大過於貪汙的後果。雖然從表面上來看，這個國家有著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質上，由於缺乏科學性而帶來組織上的根本缺陷，制約和限制了社會向精細以及合理的方向過渡。這使得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關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個死衚衕。

從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來看，由於整個制度方式承續著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著明朝的特點。這個國家有著極端的內向性，整個結構缺乏內部以及外部的競爭。在這個制度看來，維持著億萬農民安居就業和上萬官僚寧靜在職，就是一種非常好的平衡了，這種低階的平衡似乎就是他們的全部追求。為保持這樣的平衡，政治制度不會也不願意對財政作更大的變革，並尋求科學發展。與此同時，這種變革和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儲備以及理想支援也不夠。在這種前提下，整個社會運轉到了一定時期，必然失去一種方向感，社會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種停頓和恍惚的狀態。

當數百年後，人們在分析這段歷史的時候，可以這樣說：鴉片戰爭打破了這樣的狀態，這樣的戰爭，遲早是要發生的，即使不是發生在1840年，也會發生在不遠的日子裡；它不是由鴉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種方式引起的。從這一點上來說，鴉片戰爭的確帶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1840年以後，戰爭並沒有立即使這個緩慢的、腐朽的古老國家醍醐灌頂，對於清朝的刺激，也遠遠沒有達到讓它發憤圖強的地步；這塊土地上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真正嗅到鴉片嗆人的硝煙。也許，這是因為古老帝國的承受力太強了，人們見得太多，也司空見慣，總是習慣於從容而麻木地對待巨大的變故。從官方的態度來看，鴉片戰爭的失敗，只不過是天朝在一場與西方野蠻人的小衝突中輸了一點顏面。清國不屑在這樣的失利中改變自己的立場、態度以及傳統的生活方式。清政府並未組織相關的調查委員會來研究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追究責任；也沒有派出官員出國考察，更談不上在組織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記載甚至聲稱，海上野蠻人已被趕走。清國不顧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的教訓，一如既往地拒絕把外國人當作平等民族對待，拒絕與他們建立被視為正常交往的外交關係。《南京條約》的很多條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給西方人設定了很多障礙。至於這個國家的民眾，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複著先前的生活。東方和西方還沒有心平氣和地進行對話，在中國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國文人用文學的筆法描繪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國士兵：“鷹鼻，貓眼，紅胡，雙腿不能彎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沒有睜開。”至於在西方人的筆下，中國人一直是麻木、呆滯和無助的形象，在中國生活了50年的英國人麥高溫描繪說：“中國人看起來並不吸引人，他們的面板是黃色的，聲音尖利而不悅耳……他們的顴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傷之後傳下來的。他們的嘴很厚，嘴巴寬大無比……那雙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細小的眼球在眶內轉來轉去，就像是與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第一章 鴉片的宿命（6）

雙方所描寫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實際上雙方在思想、認識、習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這樣的差距，使得從此之後雙方之間越來越頻繁的磨合風生水起。這也註定，今後的100年，是一個並不平靜的100年。

在鴉片戰爭起始的那一刻，從沒有人意識到，一場從古到今為止最大的變化就將來臨。即使是在鴉片戰爭爆發後，一切看起來都是緩慢無比。中國人仍在悠閒地享受慢的樂趣，優哉樂哉地按照一種無形的、非物質化的速度，遊手漫遊於鄉間小道、林間空地，以及線裝的古書中，仍舊把那些斷章絕句像野花一樣，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這一次重重撞擊，國人的反應仍是緩慢的，緩慢得像幾乎沒有人察覺。

李鴻章時代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曆1823年2月15日，李鴻章出生於安徽省的廬州府合肥縣磨店鄉。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李鴻章17歲，那一年，李鴻章按部就班地參加了科舉，考取了秀才。

相比於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勢，一個人的力量總是微不足道的，那種竭盡全力的努力就像紙人在風雨中的飄搖。一切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什麼也不能改變，什麼也談不上改變。

第二章 塵歸塵，土歸土（1）

2006年7月的一天，我來到了現在的合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