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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首先針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的六條“救時要策”，逐條給予論證，面對鴉片戰爭以來的時局，李鴻章承認“江海各口、門戶洞開”的現實，表示了“自有洋務以來，疊次辦結之案，無非委曲將就”的不滿意態度，說出了此前與日交涉“幾於管禿唇焦”的費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對近鄰日本的快速興起看得很真切，並表示了自己的擔憂，呼籲與日本競爭才是當務之急。日本國“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留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蔑視中國，有窺犯臺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裡之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
針對國內的形勢，李鴻章給出了一個藥方：那就是變革和奮起。針對此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呼籲遵循實事求是的精神，採取務實策略，改革內政、興辦洋務以自強；對外懼戰以求內部自強發展的和平環境，切不可逞意氣孤注一擲，把國事視為兒戲；內政不修，則“戰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一言以蔽之，李鴻章的理論，那就是“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在這種大政方針下，李鴻章概括了幾點具體方案：一是“海防”重於“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戰不能意氣用事，必須以全域性觀來進行統籌，採取理智務實的態度；三是在西北邊境，屯兵耕種，積蓄力量；四是節省的軍餉全部用於東南海防，否則首尾難以兼顧，如同魚與熊掌一樣，不能兩全。
對於李鴻章提出的暫緩西征、全力經營海防的觀點，左宗棠表示堅決反對，左宗棠認為，收復新疆是整個國防戰略形勢的需要。中國定都北京，蒙古環衛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穩定直接關係到都城的安危。在這關鍵時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亂，日久之後，必然生變。就眼下來說，俄國、英國尚不會介入中國平定叛亂之舉，所以趁此機會速戰速決。從經費上說，海防本來就有經常之軍費，而塞防本來的經費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對於“海防”也沒有什麼大的幫助。
第六章 如日中天（3）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這樣的“擺平衡”中，掌握得應該還算不錯。畢竟，無論對李鴻章，還是對左宗棠而言，他們都是站在他們自己的角度上提出問題。而就朝廷本身來說，在精力、物力和財力許可的範圍內，當然是願意兩者兼顧。於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價收復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讓李鴻章、沈葆楨等，積極組建南北洋水師。1876年，左宗棠率軍西征，先後收復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殺，西征軍取得大勝，為後來迫使俄國交還伊犁創造了條件。
在很多人看來，左宗棠的“塞防”畢竟是有結果的，國家透過西征維持了領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鴻章所花費巨資打造起來的“北洋水師”最後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樣的一“得”一“失”，在後人心目中的輕重頓顯，所以有不少後人在評價李鴻章、左宗棠時，難免一抑一揚，涇渭分明。這也是李鴻章在大眾評價範疇中遠遠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個人出發點來說，在李鴻章與左宗棠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他們都是想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他們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處位置的不同——李鴻章淮系的主要地盤在北洋及東南沿海省份，他當然要強調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勢力由東南已移到西北，他當然要強調西北邊疆的重要，主張收復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堅決反對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東、南三洋海軍的建議，認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處駐有輪船，自可聯成一氣，所以海軍應集中領導統一指揮，不可分而治之。應該說，左宗棠這一點主張是切合實際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當各省督撫的意見基本匯齊，準備著手辦理的時候，1875年初，20歲的同治為八大胡同的風流付出了代價，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親王之子載 入繼大統，年號光緒。15日，兩宮皇太后宣佈再次垂簾聽政。海軍之事，又被耽擱了一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朝廷任命了李鴻章和沈葆楨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