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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海的書信和奏摺：奏稿包括貼黃1500萬－1600萬字，函稿600餘萬字，電稿300萬字，詩文100萬字，全集總目錄100餘萬字，總計約2500萬—2600萬字。這些，都堪稱歷史上個人文集之冠。而李鴻章的書信和奏摺，有很多，都是在晚年辦洋務時寫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摺中，既有對於洋務運動的總體構想，程序中的深思熟慮，也有遇到困難時的想方設法，以及遭遇阻力時的無奈和鬱悶——在給友人和家人的書信中，李鴻章經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話狠狠地罵人，以發洩自己內心積淤的怒氣。
李鴻章應該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驅者。在繁忙的事務當中，李鴻章一直堅持著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和學習，對於這樣的一個身居高位的官員，這一點，應該是相當不易的。一有時間，李鴻章就閱讀一些西方的著作，並且對於西方社會的變革進行著思考。他曾經說：“阿（亞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說為無可疑，即據之以推新理，故其學不及貝（培根）氏。”褒揚培根，貶抑亞里士多德，無非是他反對泥古，渴望從實際出發研究新事物成為一代新風的求變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學和各項學術融合的新的文化誕生。
那段時間，李鴻章在與友人的信當中寫道：“書生們空談誤國，實在可嘆，外國猖獗到了這個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國家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啊！”李鴻章大聲疾呼：在目前形勢下，對外，我們必須與洋人和睦相處；對內，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制度。如果我們繼續保守而不求任何改變，全體國民將日益退步和衰弱。……當今所有外國都在實行一個接一個的改革，每天都在進步，猶如升騰的蒸氣機。唯我中國竟如此小心地維護傳統制度，即使中國亡了，保守派也不會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們怎樣才能明白其中緣由呢？……西方人特別依仗他們的槍、炮和蒸汽船的優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躪中國。……生在今日卻依然說“抵制蠻夷”和“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土”，簡直是膚淺而荒謬的空話。……沒有武器和技術，我們怎能哪怕過一天安寧日子？自強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能做的事和接受他們依靠的東西。（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可以看出的是，李鴻章推進洋務運動時，雖然不排除個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總體願望，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繁榮富強。李鴻章看到了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因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鴻章討厭空談誤國，希望透過集腋成裘腳踏實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國一點一滴的改變。正因為這樣的想法，李鴻章決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實實地做點實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動龐大的中國有所改變。
1860年以後，李鴻章開始有計劃地進行他的洋務運動了。起初，這樣的行為，源於“同治中興”的背景。1861年咸豐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開始了自強運動。從1862到1875年，朝廷頒佈了一系列詔書，要求地方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絕大多數地方，既沒有理解力，也沒有行動力，只是做做樣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鴻章辦理洋務運動的初衷是什麼呢？從表面看，李鴻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實大清的軍事力量。所謂的“洋務”，實際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鴻章就是想透過這場運動切實地學習洋人先進的科學技術。洋務運動是以技術入手的，這是表面，但在深層次上，李鴻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這種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競爭性。
第五章 洋務運動（2）
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李鴻章把學習和模仿西方作為救國的急務，“如泰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樣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品、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改良和建設的國際環境，以外部環境的平靜來自強不息。李鴻章想從古代來找尋相應的歷史經驗：“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在這裡，李鴻章已把自己的洋務運動，等同於歷史上的商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