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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一往無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隨主子，只要捨得給他們利益，他們便會全力效忠。李鴻章不太喜歡迂腐的讀書人，在他看來，只有下層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腳踏實地做事。正因為主帥的判斷標準不一，湘軍和淮軍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氣質，到了太平時期，雙方氣質上的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太平天國失敗後，由於湘軍中的中堅力量都具備較高的文化知識，有著比較全面的能力，他們有很多躍上了高層，比如說左宗棠、劉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靈活使得“淮軍”雖然普遍吃得開，能辦事，但其中的骨幹力量卻不具備全面能力，文化知識不夠，很少能真正地進入要員之列。在這方面，湘軍與淮軍，同樣也是“一張一弛”。
有一個笑話似乎很能說明李鴻章的性格，也能說明李鴻章與下屬之間那種親密的關係。有一次，李鴻章問一個下屬什麼叫拋物線，下屬講了一大通後，李鴻章仍是不懂。那個下屬急了，說：“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拋物線啊！”李鴻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說：“各位明白了吧，莊子說‘道在夭溺’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啊！”
對於“天津教案”處理手段的不一樣，也充分體現了李鴻章與曾國藩在諸多方面的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導致了李鴻章取代曾國藩成為清廷“第一漢臣”。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教會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由於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這種狀況，引起了中國底層民眾的憤怒。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西方教會勢力由沿海向內地的滲透，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在底層引起的摩擦越來越多，尤其表現為西方宗教教義、組織結構與中國宗族精神以及組織結構之間的尖銳矛盾。正是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導致了民間不斷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1870年，天津的百姓燒燬望海樓教堂，先後打死外國人20人。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國藩感覺自己難逃大限了，他讓時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幫他運來建昌花板木材，準備後事之用。按常規，曾國藩完全可以以生病為由推掉這份“燙手的山芋”。皇帝知道曾國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讓曾國藩去，只是在諭旨中詢問曾國藩：最近身體怎麼樣，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國藩接旨之後的回答是：“我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能不管嗎？”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決心向林則徐學習。曾國藩接受任務之後，專門寫了一封兩千多字的遺書，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在一生奉行“忠誠篤信”的曾國藩看來，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樣，應該以誠為本，以信立言，雖然大清是弱國，但也是大國，不應失去固有的君子風範。
第三章 曾門弟子（7）
曾國藩在經過周密的調查之後，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謂的洋人教士殺嬰兒等事完全是子虛烏有。在談判之中，曾國藩首先自認錯誤，當即決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縣的官員全部撤換。誰知洋人得寸進尺，他們進一步提出來，要把這些官員殺了償命。這樣的過分要求把曾國藩逼到了牆角，曾國藩一時變得非常被動。在曾國藩處理事務時，他的兒子曾紀澤看得就很清楚，曾紀澤就告誡父親，對於洋人，不能太講誠信，不能隨便承諾。李鴻章也三番五次給曾國藩寫信，給曾紀澤寫信，說曾國藩辦外交太老實，讓他提醒一下曾國藩。跟洋人打交道，李鴻章還是有經驗的，當年李鴻章在上海灘的時候，為了“常勝軍”的事情，沒少跟英國人鬥智鬥勇。洋槍隊當時的隊長白齊文毆打上海道臺，李鴻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齊文正法，嚇得白齊文躲在英國軍隊中不敢出來。後來，李鴻章硬是不顧英國政府的反對，強行解散了“常勝軍”。對於洋人的本性，李鴻章要比曾國藩瞭解多得多。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卹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49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天津教案”的辦理結果，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人們對曾國藩一片譴責，咒罵他出賣國權，堪為民族敗類。曾國藩沒料到風波競如此巨大，他自己也變得憂心忡忡，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派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這是李鴻章第二次為曾國藩收拾殘局了。第一次，是平定捻軍的時候，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