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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簡拜”
崔大郎侃侃而談道：“任何貨物都有其特定產地，通有無，那就是商賈獲利之源了。宋與契丹並立。當世雙雄，為削弱對方，必互相禁椎，玳瑁、象牙、犀角、銅鐵、**、皮毛、牛羊、馬匹、糧食、布匹、藥材，，無所不禁。
唐末亂世以來，我繼嗣堂的生意便漸漸移向四方偏遠之地，要想挪回來，改做其他行業，絕非一日之功，否則傷筋動骨，元氣大失。禁椎令一下，不知多少靠我們吃飯的人都得砸了飯碗。而且，朝廷重士，對我們商賈必然也大為打壓。”
崔大郎的顧慮源自唐朝以來的政策，唐朝時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十分卑下，朝廷律法嚴格規定，工商之士不得做官、工商之士不得與士族通婚，唐太宗就曾說：“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榆儕類只可厚給財物。必不可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商賈其庶民地位還低，庶人服黃，工商雜戶不得服黃，且禁止工商乘馬。商人的私有財產也得不到法律保護，朝廷可以任意沒收。如開元二十二年沒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貫。建中三年，“刮富商錢，出萬維者借其餘以供軍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則加撰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
朝廷對商賈過於迫害，這樣一來，商賈們必然支援各地藩鎮對大唐朝廷的反叛，翼而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從此成為藩鎮割據的基礎。結果兩百多年來，一直就是士人輕商，武人重商，而宋一統中原後，實際上抑商的現象遠不及前朝嚴重。但是現在又有誰知道？朝廷重士，已成風氣，天下承平之後，天知道他們會不會沿襲唐律？繼嗣堂一直的作風就是居安思危，他們不會坐等朝廷的政策下來再做反應。況且就算朝廷不抑商，他們有太多的生意涉及南北，一旦兩國對峙，對他們的影響便十分巨大，他們既然判斷南北並立已成定局，就必須得找出一道溝通南北的橋樑來。在他們所想出的辦法中，這個橋樑就是可以起到緩衝作用的西北了。這個分析，倒與楊浩分析蘆州在諸藩中的特殊地位，繼而選擇工商興州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說天下承平，商人的生意才興隆，那也未必。春秋時諸國林立，屏障重要，照理說對商賈是最不得宜的了，而實際上商人當時不但獲利極高，而且社會地位極高。所到之國，該國將相都以禮相待，十分敬重。自唐末五代以來的各方諸候也是如此，蓋因有求於他們罷
。
楊浩緩緩地道：“你們的長老認為，西北之地足以自立，為中原與契丹之緩衝，也是你們商賈通有無之橋樑，所以你們想在那裡扶植一支勢力，可以保護你們，給予你們最大的方便？”
崔大郎頜道：“正是，其實我繼嗣堂早在二十年前就做過這種嘗試，那一次，我們選擇的是麟州楊家，折家立足雲中久矣，未必肯給予我們足夠的方便。何況，雖說我繼嗣學早已不復當初的宗旨，如今純以延續自己為目的，但是長老們還是比較希望能扶持同族，楊家是漢人，折家卻不是。所以長老們更希望由楊家來控制進出西域的門戶，可惜”
他嘆了口氣，苦笑道：“可惜楊家終究沒有那個魄力、沒有那個膽量對抗折家，權衡之下，火山王楊衰還是決定固守麟州一地，與府州媾和共抗夏州，反而翻臉來對付我們。使我計謀功虧一簣，本來長老們已經死了心，不想上天卻降下一個。你來。”
崔大郎露出了微笑：“你根基最淺，正需要我們的幫助；而你與夏州李氏、府州折氏、麟州楊氏都有關係，是他們之中最有展潛力的；尤其重要的是，你創蘆州。為使其立足，所選擇的興州之本是工商，重工重商一至於斯的一方諸侯。實是前所未有，所以長老們對你很是青哦”
楊浩唯有苦笑。
崔大郎又道：“數百年來。吐蕃與回鶻割據於西北和涼州，互相警懾，不通往來，中原往西域去咽喉要道因而終止，一條對我繼嗣堂來，對整個中原來說的重要財富渠道因而關閉。一個閉關自守的統治者，就是我們商賈最大的天敵，你顯然不是這種人。
吐蕃擊敗回鶻，河西、隴右，盡在其手，成為西域霸主之後，西北算是太平了，可是吐蕃人善於作戰卻不善於經營，他們統御西域，結果鬧得西北百業蕭條、一片凋敞。百姓民不聊生，一個愚昧落後的統治者，同樣是我們商賈的天敵，你仍然不是這種人。
吐蕃敗落，羌人崛起後，夏州、折州、府州三分門戶，回鶻、吐蕃等雜居其間，三藩間爭戰不休。三藩與回鶻、吐蕃等族同樣是戰亂不止，頻繁的戰亂不適合我們的生存。最理想的局面，是西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