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牢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蔣介石到南京當作是對委員長繼續效忠的表示。
至於楊虎城，他也被關押起來，有意報復的蔣介石乘１９４９年共產黨行將佔領重慶之際殺害了他。現在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扣押蔣介石是楊虎城的主意，他勸說張學良袖手旁觀。在西安事變中負責的決不止一方。蔣介石可能會理直氣壯地宣告——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從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給他的八項要求。當然，直到最後他也沒有在任何檔案上簽字。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內容。他停止了其“鎮壓”或“消滅”共產黨的計劃，不再稱之為“###”。在西安事變這臺令人驚奇的各種力量的三角戲中，只有少帥和他的迫隨者失去了一切。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溽暑匡廬盛會開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儘管這一番演說義正詞嚴，人們對比此前老蔣的嘴臉，還是作了譏諷。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就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
聽聞此言，文人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
哪有貓兒不叫春？
哪有蟬兒不鳴夏？
哪有蛤蟆不夜鳴？
哪有先生不說話？
四句反問，信手拈來，類比生動，饒有風趣。據說後來《中央日報》登出這首詩，蔣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政治生活全系權謀
抗戰勝利日，蔣介石留在中國歷史上的記錄是：全身軍裝，配有特級上將軍銜和勳章的蔣興致勃勃地開車在重慶市中心一番巡遊，其間享受著街道兩旁“蔣委員長萬歲”的歡呼聲。這時的蔣介石風光無限，躊躇滿志。這一天，共產黨也並沒有提出“十一條意見”掃他的興。
不過蔣介石的躊躇滿志並不僅僅是抗戰勝利的原因，更多是出於對即將實現的“抗戰建國”偉大願望的憧憬。雖然當時正在進行重慶談判，但他並沒有放在心上。雖然共產黨沒有拒絕談判，但國民黨的文章依然照做：美國提供的數千架飛機正在幫國民黨把士兵運送到各個接收地區，已被蔣籠絡的日本將軍岡村寧次也在指揮日軍抵抗八路軍的就地接收。只等時機一到，國民黨軍隊就可以向抗日根據地大舉進攻，這似乎已是勝券在握。
蔣介石不忘“剿匪”是其逆潮流而動的表現，而歷史懲罰了他的行為，追究了他的責任。不過就抗戰表現而言，蔣介石還是有一定功績的。事實上，蔣在全面抗戰打響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準備，諸多的戰前準備使蔣介石聲望日隆。西安事變時，周恩來主張不對蔣進行人身危害，是因為沒有人可頂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領導的國民黨軍隊開始在正面戰場抗擊日軍，儘管在戰略乃至戰術運用上均有紕漏，但一再損兵折將顯然也有武器落後、後勤不力、指揮低能等客觀因素。但從大歷史處看，問題就沒這麼簡單了。蔣曾發表過“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演講，認為抵禦外侮和復興民族真的執行起來，前者只是後者的一個階段。復興民族需要全盤改造，必須大規模去舊從新；抵禦外侮則是危機中的救亡圖存運動，只能在團結對外的號召下接受現實。總而言之，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架構體系，一般人民心智未開，所謂的高階人士則只會嘴上議論，並沒有實際貢獻。軍人受到地域觀念的束縛和將領人身關係的影響，離心力比向心力強，蔣只有透過哲學和道德等規勸其心理。太平洋戰事展開之前，國民黨軍隊已經在正面戰場苦苦支撐了四年零五個月，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蔣介石並不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他是一個很有野心的“開國之君”。拿“帝王基業”對他的誘惑與之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裡只是一張牌。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求穩固權位，一再容忍日本對中國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如果日本軍閥不過於狂妄自大，他幾乎已經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