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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以後，四大家族利用戰爭時期的新情況，極力加強官僚資本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壟斷地位，大發國難財，使官僚資本迅速膨脹。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和壟斷地位的加強。是依靠政治特權和經濟掠奪來實現的。它掠奪的物件不只有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有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實際說起來孔家卻是參與政治最少的一個家族。陳氏兄弟長時間控制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和國民黨的黨產，因而勢力強大。宋子文作為國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強周旋近二十年。
蔣家自然不必說了。而孔祥熙從政也不過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南京政府每月赤字。當時財政部由宋子文負責，由於“九一八”和“長城會戰”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國庫就有6000萬元的新虧空。宋子文表示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扭轉這個局面，希望辭職。孔祥熙上臺以後採取了一系列大膽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穩定了國家的金融秩序，還把財政收入轉為盈餘。可以說，孔祥熙擔任中國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間正是中國經濟幾十年來最為困難的二個時間。同時和列強關於歷史外債問題達成了共識，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幣體系——這也是保證八年抗戰勝利極為重要的一個決策，影響深遠。
西安事變戲中戲：救蔣、滅蔣與逼蔣（1）
“西安事變”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引起的錯綜複雜關係的演變，各種政治力量、各種人物的較量——有的人獲得了勝利，有的人遭到了失敗，有的人成為英雄，有的人成為小丑，他們之間進行的只是良心和慾望的角逐。
“九一八”事變以後，受到影響最大的人是張學良，一紙《塘沽協定》使張學良的軍隊失去了自己的地盤。張學良周遊歐洲回國後就被蔣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被遷移至西北，執行剿滅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自己的地盤後，不再採取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轉而成為堅決的抗日者。他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滿，強烈要求蔣介石停止圍剿共產黨，提出聯共一致抗日遭到拒絕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憑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逼蔣改變政策聯共抗日。
當時的國內人士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並不認同張學良武力逼迫國家元首的作法。各路軍閥和實權者紛紛表示支援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大部分替蔣介石說話。南京政府更是採取了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開始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這使張學良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蔣介石開始不接受抗日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才勉強口頭答應：“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狡猾的蔣介石沒有簽署任何文書。
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政府官員、各路軍閥以及市民們的盛大歡迎。之後，蔣介石稱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因而遞出了辭呈，但被中央政府挽留。而在南京的軍事法庭則以反亂罪的名義對張學良判刑十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處理，此後張一直被蔣介石軟禁，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也在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隊改編接收。
1936年10月“西安事變”之前。日本侵略軍駐華北部隊傾巢出動，進行以北平為進攻目標的軍事演習。國人再次呼籲：“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南京國民黨總統府的官員，正在為慶祝蔣介石的50大壽忙碌著。他們要動員全國人民捐款獻飛機，美其名曰：“祝壽抗日”。
然而，蔣介石最關心的並不是抗日，而是如何消滅中共及其紅軍。“攘外必先安內”，是他不容動搖的既定方針。
張學良多次懇請蔣介石正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已經下定決心實施鎮壓的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反而斥責張學良的立場。張學良甚至聲淚俱下，向蔣介石哭諫，苦陳抗戰之必需，但遭到蔣的嚴詞訓斥。蔣介石不僅嚴厲拒絕張、楊的請求，進而調集嫡系部隊進駐陝甘，親臨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張、楊進攻紅軍，否則就將張、楊部隊調離拆散。甚至當西安民眾得知蔣在西安時向蔣遊行請願要求實施抗戰時，蔣命令張學良對愛國請願群眾用機槍掃射進行嚴酷鎮壓，使張學良深感不解和痛苦。為了保護群眾，張學良向群眾保證將用自己的行動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才勸阻了群眾繼續前進，避免了一場驚天血案的發生。這一事件，加劇了張、楊對蔣錯誤政策的不滿。張、楊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