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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學生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機構。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透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頒佈“撫卹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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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灑執政府（2）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在屠殺發生後不到1個月，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倒臺——執政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