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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回到上海，馬上宣佈成立上海的“九大”準備工作領導小組，由張、姚和王洪文、徐景賢、王少庸等組成。接著，他在康平路小禮堂召開市革委會各組、辦和各群眾團體負責人會議，張春橋在會上作了佈置。他說：“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將，要把他們的材料蒐集起來，‘九大’開會的時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眾組織，把這些人在上海的活動情況，統統蒐集起來，把知情人都發動起來……”
張春橋還當場決定，在康平路大院裡成立一個專門的“九大”材料小組，由王洪文和徐景賢直接抓。
材料小組開會商量，決定從三個方面著重收集材料：一是把這些老同志過去在各個場合、各種會議上的講話集中起來，摘錄其中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二是把歷屆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辦等機關的檔案，來一個翻箱倒櫃，中摘取有關的材料；三是動員過去和這些老同志共過事的人，或是在他們領導下工作過的幹部，起來“反戈一擊”，即使關在牛棚裡的審查物件，也不要放過，動員他們“檢舉揭發，戴罪立功”。
張春橋重點要迫害陳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陳毅在上海的幹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張春橋要在上海站住腳跟，取陳毅而代之，成為上海市的黨政一把手，就必須千方百計削弱陳毅在上海群眾中的影響。
有一天，張春橋看到一份情況簡報，內中反映有些幹部在得知陳毅捱整的訊息以後，背地裡議論陳毅過去如何善於指揮戰鬥，而現今的上海市領導根本沒有打過仗等等；靜安區的一個幹部，在聽說陳毅受到批鬥以後，難過得落下了眼淚。張春橋看了以後，氣得要命，決定馬上召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由他自己主持並作講話。
這次擴大會議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舉行，參加者有市革委會、各區縣局以及各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約四百人，連宴會廳旁邊的走廊都擠滿了人。張春橋親自出馬，在會上傳達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直接點名批判參與所謂“二月逆流”的幾個老同志，對陳毅批得尤其厲害，他說：“陳毅，過去是新四軍的，解放以後又在上海工作了一個時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對他還有迷信。靜安區有一個人，聽說陳毅受了批判，居然還替他掉眼淚！因此，我們要揭穿他的老底：陳毅這個人，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反對毛主席。有人把他在軍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實他不會打仗，只會下棋……”講話完畢，張春橋規定必須把全會精神“原原本本”地傳達到上海的基層群眾，企圖用高壓政策來抑制上海人民對陳毅的懷念和愛戴。
“九大”材料小組的成員為了把陳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種檔案資料，還挖空心思地尋找陳毅的社會關係。有一個幹部過去當過陳毅的警衛員，“九大”材料小組就透過組織對這個警衛員施加壓力，讓他寫出揭發老首長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館反映了一個情況，說陳毅市長過去批示過讓一個反革命分子當文史館館員。“九大”材料小組馬上跟蹤追擊，發現有一個國民黨的舊人員，戴過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對金石篆刻頗有造詣。他把陳毅寫的詩詞蒐集起來，刻成一本印譜，送給陳毅。陳毅愛才惜才，就寫了一張條子給上海市文史館，安排他為文史館館員，按月發給津貼，一方面展其所長，一方面解決其生活困難。這可是一條“陳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謂尖端材料。
經過一個多月的蒐集，一本三十來頁的《陳毅同志言論小集》的清樣趕排出來了。這本小冊子是從陳毅1953年至1966年期間，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種會議上的報告、講話及接待外賓時的談話紀錄中摘抄編成的，共分九個部分，條條都是誣陷誹謗。
小冊子編成後，送王洪文、徐景賢、王少庸等審定，徐景賢把小冊子的標題改成《陳毅反動言論小集》，上綱上得更高。最後送張春橋、姚文元過目後，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分發給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蒐集陳毅的材料以外，張春橋還指名要蒐集所謂“‘二月逆流’黑干將”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等人的材料。這批材料，共計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頁。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賢接到通知立即乘飛機去北京，參加“九大”預備會議。臨上飛機之前，王洪文的秘書小廖提來一個大皮箱，交給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裡面滿滿地裝著上海蒐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開會期間，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團都住在京西賓館，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