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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各地區、各部門的造反派把原來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到手裡。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上海說得更加露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從一開始就堅持一條：造反派只能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能奪取各業務部門的權力；各業務部門仍應當由原來熟悉業務的幹部掌握、領導，造反派只能實行“監督”。這樣，周恩來不可避免地與中央文革一夥人發生了衝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上，周恩來當著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單位奪權的經驗不是每個單位都可以學過來的，因為奪權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首先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其他方面可先實行監督……話未說完，江青便氣勢洶洶地插話：“業務權也要奪，不會學嘛！”類似的爭執，在一個月內就發生了幾次。
但周恩來並沒有因此讓步。
幾乎是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在“奪權”問題上發生衝突的同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宣告，宣佈在外交部“奪權”。
1月18日，周恩來委託陳毅前往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由陳毅代表部黨委表示“祝賀”，實際上是就外交部“奪權”問題表態。陳毅在對造反派代表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聯絡站”所奪之權是“外交部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權”，外交部業務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仍由部黨委研究決定，但可由造反派參加的“業務監督小組”，實行“監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奪的不過是“虛權”，整個外交業務大權並未掌握在造反派手裡。
1月24日下午，周恩來親赴人民大會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單位造反派參加的陳毅“檢查”大會。大會以國務院的名義召集，由周總理親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以及陳伯達、江青等均出席大會。
會上，周恩來首先對陳毅“檢查”事一拖再拖的情況承擔了全部“責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著，陳毅在大會上念“檢查”。這篇不到3000字的“檢查”，是經周恩來再三修改、推敲後定稿的，其要點是：一、在運動初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二、犯錯誤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於好意”和“希望群眾掌握政策”而講的一些話對運動“起了阻礙作用”；四、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認識和改正錯誤表現得很“遲緩”；五、歡迎大家繼續給予批評、幫助，以便“改正錯誤”。
會議結束前，周恩來發表講話，指出：“陳毅同志的檢討是經過了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們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陳毅同志的工作”：“他為黨工作了40多年，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晚年還是跟著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態度、以階級兄弟的態度來幫助他”：“這樣，我才可以比較放心外事口的事，讓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轉到別的口子上去”。關於“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來強調：“一切外交重大問題，都是主席親自過問的，這樣17年來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輝煌的業績”。
整個大會，由於周總理親自掌握，精心佈置，選擇時機，因而進行順利，僅用一個半鐘頭便告結束。由此，陳毅外長闖過了萬人大會“檢查”這一關，成為國務院系統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陳老總如果就此順勢下個臺階，今後在一些場合只講些不痛不癢的“應景”的話，他的外交部長的座位該是坐得比較穩當的——陳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陳毅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
然而，陳老總畢竟還是陳老總！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黨的威信，為了他和周總理共同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也為了總理這位幾十年同舟共濟的戰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認“錯誤”，當面“檢討”。但面對日益猖狂的邪惡勢力，他決不低頭，他還要講話，還要仗義執言！
時過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總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終於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向著亂黨亂國亂軍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發動了一次總攻！這就是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在這場總攻擊中，我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