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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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總理、店主和學者談過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只有十七歲。他則已經是大戰中一位名副其實的戰鬥英雄了。他背部的情況①本可以使他完全免役的，可是他透過幕後關係終於成為現役軍人。當他指揮的PT－109魚雷艇在索羅門群島附近的一次夜戰中被敵軍的驅逐艦打成兩截時，他鼓舞並幫助同船的水兵脫離了險境。他在科德角以及後來在哈佛大學游泳隊時本是一個游泳健將。這次他拖著一個受傷的水兵，用牙齒咬住他的救生帶，在黑暗而寒冷的海洋中游了三英里。儘管他自己的背部和健康都已因此受到了傷害。

①指1939年肯尼迪在哈佛大學打橄欖球時背部所受的傷。——譯者

他曾進過貴族化的、專收男生的喬特預備學校，並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又在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就讀過一個短時期。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就讀六年，獲得了法學學位，我六年的全部學費還抵不了哈佛一年的費用。

由於家庭傳統、習慣和信仰，他是一個天主教徒，又是許多紅衣主教的朋友。我是一個唯一神教派的教徒。由於這個教派沒有教條和宗教儀式，它就處於宗教派別的另一個極端。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愛爾蘭移民的兒子，在波士頓本鄉都是知名的、成功的政治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則是貧苦的丹麥和俄羅斯移民。（有一次，他從哥本哈根寄了一張明信片來給我，讚美那裡的秀麗景色，不明白“丹麥人為什麼要移居國外”。）

然而所有這差別在他對我的態度方面並沒造成什麼影響。他不僅僅是他的出身與經歷的總和一出身于波士頓的一個豪富家庭、畢業於哈佛大學，他是一個天主教徒和退伍軍人。他的最重要的品質是他自己培養起來的。那些試圖根據他的個人有記載的材料來對他進行歸類的人未免是大錯特錯了。

顯然，他對自己服過兵役，並獲得“紫心”勳章①以及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獎章，感到十分自豪。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枚用塑膠包裝著的椰子殼。在那枚椰子殼上面，遺留著戰時他在一個遙遠的太平洋島嶼上塗寫的一封求救信的手跡。他儲存著這件紀念品，以示他對自己險些喪生的這件往事永誌不忘。當他是一個年輕的眾議員時，他曾為一些比較進步的退伍軍人組織爭取透過一項退伍軍人住房法案。在戰後進行的那些工作中他是一個頭頭。但他既不是一個職業軍人，也不是一個職業退伍軍人。他從不講自誇的話，甚至對他的戰時經歷也提都不提。他從不嘟噥自己受傷的事。1959年，當我們在威斯康星州阿希蘭的一條街上行走時，一個輕率的中學生問他，他是怎樣成為一個英雄的。他笑呵呵地回答說：“這很容易——他們把我的船打沉了”。

①“紫心”勳章系美國的軍事勳章，授予作戰中受傷的戰士。——譯者

他毫不畏懼陸海軍將領（他當了總統後，更是如此），而且對於軍事教育抱有重大的懷疑。1944年，當他還住在海軍醫院時，他曾寫信給一個朋友，談論“海軍有一種把他們所接觸的一切事情都搞得一團糟的超人本領”。

他對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很自負，但並不認為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哈佛或東部的其他學校。他以總統的身份接受耶魯大學的名譽學位時曾經說：“現在我已獲得教育領域內兩個最好的東西——耶魯的學位和哈佛的教育。”同時，他對被選入哈佛大學校董會感到很光榮，因為沒有幾個天主教徒曾被選入。1955年他未被選入校董會，對一個習慣於勝利的人來說是一個令人失望的新經歷。不過他在選擇他的參議院和白宮的助手時，並不考慮他們是在哪裡接受的教育。他認識到自己的名牌大學出身並不總是一筆政治資本。我在為他的伺學會刊物撰寫的一篇文章的初稿中寫道：

馬薩諸塞州的大多數選民把哈佛的一紙文憑看作是獻身於公眾事業的證據。

參議員把它改成：

馬薩諸塞州的許多選民，儘管我連忙要補充說，並不是全體選民，把哈佛的一紙文憑看作是有些才幹和能力的證據。

他並不認為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天主教教會，也不認為所有非天主教教徒都要（或都應該）下地獄。他對自己的宗教既不感到尷尬，也不感到了不起，只是把它當做生活的一部分來看待罷了。他對早些時候的一個傳記作者試圖把他說成“不是虔誠地信奉宗教的人”感到不愉快。他每個星期日虔誠地參加彌撒，甚至在疲勞的外州旅途中，沒有一個選民知道他是否去做彌撒時，他也去。但在十一年中，他從未透露過他個人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