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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迪任職的頭四年裡，他參加的兩個委員會——勞工委員會和政府工作委員會——幾乎沒有處理過什麼重要的立法工作。他想為政府工作委員會爭取重要任務（例如調查院外活動）的努力和他想以自己在該委員會的席位換一個比較重要的委員會中的席位的努力都落空了。1957年，多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提名他為有聲望的外交委員會委員，不過1955年當參議員肯尼迪還在歐洲時，我就曾有機會寫信給他說：
林登·約翰遜終於成功地補救了他提名你為外交委員會或財政委員會成員所遭到的失敗。他已推薦你去擔任波士頓國家古蹟委員會的委員：
儘管如此，綜觀他在參議院的八年，參議員肯尼迪還是可以為他在委員會中不那麼引人注目的工作、為他參與的重大辯論、為他幫助挫敗了不一定有益的措施，以及為他可以居功的一些較小的法案、修正案和法案修訂而感到自豪。所有這些工作並不是盡人皆知或引起爭議的。例如，他首先提出的那項決議案，導致了“三人智囊團”就西方對印度和巴基斯坦援助標準所作的研究。這件事極其重要，但很少被人提起。回顧一下他的投票記錄以及他所倡議的、爾後又被透過的法案和修正案，我們不難看出他的日益擴大的視野、日漸加深的信念，以及對選民、對各種思想日見增長的興趣。除了因病缺席外，他在唱名投票時的出席記錄有所改善——雖然由於他在1959…1960年的競選活動和他在委員會中責任的加重，在時間上往往不免發生衝突。（1961年，肯尼迪在維也納會見尼基塔·赫魯曉夫時曾提到，當這位部長會議主席訪問美國時，他們曾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會見過。赫魯曉夫回答說：“我記得……那天你遲到。”）
同其他參議員的關係
參議員肯尼迪始終不是參議院核心集團的正式成員。這個“俱樂部”的影響被它的辯護人和它的詆譭者共同誇大了。肯尼迪太年輕、太自由主義、太直言不諱。在他擔任第一任參議員的初期，在參加一次全院的辯論時，他離開他的後座向前排靠攏，暫時坐到了參議院中的“老前輩”卡爾·海登的身旁。海登四十多年前就已經進入國會了。肯尼迪一貫對歷史感興趣，於是他問參議員海登，在這段時期內，國會如果有變化的話，到底有些什麼變化。海登回答說：“從前新議員是不發言的。”
不過即使在肯尼迪擔任參議員的初期，年資較長的參議員也會同意海軍第一次提升他時所寫的報告：“很樂於工作，工作非常認真。”幾乎所有的參議員都喜歡他和尊重他。民主黨內的同僚也很讚賞他，因為請他在捐款宴會上發言或在電視報告會上露面，總是有求必應的。他的親密的友人既有約翰·謝爾曼·庫珀這樣的自由派共和黨人，也有喬治·斯馬瑟斯這樣的保守派民主黨人。他對院內辯論所作的貢獻，以細緻的事實和冷靜的邏輯性而受到了好評。他在委員會里和在全院的獨立投票被譽為明智、勇敢和剋制的產物。
在他的同事中，他並沒有真正的“敵人”——可能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緬因州的女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肯尼迪在1963年把她稱為“一個很可怕的政治人物”。在他為其他新參議員競選人奔走期間，史密斯把肯尼迪替跟她競爭的一個民主黨對手所作的競選活動看作是對她個人的冒犯。她是持這種看法的唯一的共和黨參議員。
另一個“敵人”是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麥卡錫和肯尼迪有很多理由應該接近。沒有一個州比馬薩諸塞州擁有更多的支援麥卡錫的人。沒有一家報紙比波士頓《郵報》更忠於麥卡錫的全部事業。在1952年的參議員競選運動中，麥卡錫沒有在馬薩諸塞州發表演說，由於肯尼迪和洛奇兩人都拿不準這會產生什麼影響，就都沒有對他的做法提出疑問。麥卡錫的委員會在1953年曾聘請鮑勃·肯尼迪做他們的工作人員。在這以前，他曾到科德角去拜訪過肯尼迪家的女孩子們。有一段時間，他還受到過肯尼迪大使①的嘉許。
①指約翰·肯尼迪的父親。——譯者
但是麥卡錫追查赤色分子、左傾分子和追求頭條新聞等濫施淫威的做法，往往踐踏了那些無辜者的自由權利和情感；約翰·肯尼迪是一個富於理性、通情達理的人，不可能對所謂麥卡錫主義的極端主義無動於衷。他投票反對批准麥卡錫的朋友羅伯特·李去主持聯邦交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