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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有多少人將投票選舉肯尼迪，他除去其他條件外，還是一個天主教徒。一旦我們捲入一場……關於存在什麼天主教徒選票的辯論中去，那麼我們就的確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了。
這樣，他一再說他不希望任何人根據宗教信仰這個因素來投他的贊成票或反對票，他不希望這個毫不相干的標準成為他能否獲勝的原因。有人指控說他威脅他的黨如果黨不提名他，他就要利用天主教選民來進行報復，事實上他並沒有這樣做。他既沒有這種願望，也沒有這種力量把天主教選民的感情作為一根大棒來利用——而且他說：“我不能相信我們的全國代表大會會在這樣的前提下來進行。”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在預選中獲得全勝，在投票中領先並掌握大多數的代表，那末少數幾個黨的領導人如要拒絕對他的提名，只有說：“我們不能接受他，因為他是一個天主教徒”——可是，他知道，他們將發現，要這樣做在政治上是很困難的。
預選小結
……肯尼迪創造了一些新的總統競選方式，使那些習慣於老辦法的人不得不欽佩他。卡邁因、德薩皮奧說：“他比所有的職業競選人員更精明。只要他跌一交，那些狼立刻就會朝他圍攏來的。”可是那些職業競選人員在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同時，卻過低地估計了肯尼迪。
他單在1960年這一年裡，就乘飛機巡行了二十四個以上的州，行程約六萬五千英里——其中多次是在關鍵性的預選搏鬥中進行的，大都是與他的妻子一起去的。他還就一切可以想到的話題發表了大約三百五十次演說。他曾就每一個當前的問題進行投票、提出法案或發表演說，而從不退縮或敷衍了事。他曾親自在州的黨代表大會上講話，同黨的領袖們、代表們和數以萬計的選民們談話。他利用一切空餘的時間去打電話。他從不作任何不能兌現的諾言，也不對任何人封官許願。他曾委託進行了兒十次私人的民意測驗。他曾向漢弗萊的代表們發出呼籲，並同漢弗萊達成和解。他曾批准他的自由派支持者多數人署名的一封信，該信勸說所有支援史蒂文森的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他曾答覆關於他的宗教信仰的一切詢問，在組織工作方面他顯得頗有行政才幹，在有爭論均立法問題上，他也顯示出了勇往直前的膽略。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以後，斯圖爾特·賽明頓說：“他不過是比我們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人膽子大一點……更富有精力、智慧和剛強之氣罷了。”他還具有比大多數人更為堅強的取勝意志。
假如沒有別人在預選中參加競選，假如史蒂文森在俄勒岡州參加了競選，假如賽明頓在印第安納州參加了競選，假如約翰遜在西弗吉尼亞州參加了競選，假如漢弗萊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二選區失利並不再在西弗吉尼亞州參加競選，假如迪塞爾在俄亥俄州沒有認輸，假如帕特·布朗迫使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假如迪爾沃思當時是賓夕法尼亞州的州長，或者假如約翰遜全力支援賽用頓，那末肯尼迪可能已經落選了。與此相反，他現在懷著《莫大希望。（這是預選會上採用的一首由弗蘭克·西納特拉演唱的競選一歌曲的名稱）試圖在科德角休息十天，然後飛往洛杉礬去出席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他極為疲憊，幾乎已經憔悴，但正如他的父親所說的，“要是他落選了，他還要疲憊得多。”
杜魯門和青年人當總統的問題
然而，他的休息卻受到哈里·杜魯門7月2日的一次攻擊性講話的干擾。在一次全國電視記者招待會上，曾在1956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以同樣方式斥責過史蒂文森的杜魯門，重申了他對賽明頓的支援，並加上了對約翰遜的支援，而且還額外提出了他希望煽動起來的鮑爾斯、邁納及其他六個人的姓名。（史蒂文森的姓名被去掉了。）他用激烈的詞句攻擊全國代表大會是一個“事先早有安排的……愚弄人的……完全被一個候選人操縱著的”，他還攻擊肯尼迪的“過分熱心的支持者”，說他們對代表們施加壓力，使代表們一下於倒向肯尼迪那邊。不止一個民主黨人說，杜魯門私下是反對一個天主教徒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現在，他公開地，雖然只是含蓄地提出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和經驗不足的問題，卻完全忘了他自己進入白宮時對華盛頓公職的經驗要比肯尼迪少得一多。在這個會上他還說：
參議員，你是否肯定，你已為治理這個國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或是這個國家已為接受你擔任總統做好了準備……？
（我們需要）一位儘可能成熟的和有經驗的人。……我可否勸你耐心等一下呢？
我是在洛杉礬民主黨代表大會我們的總部裡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