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漢朝二十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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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誅殺。關於韓信謀反被殺一事，《史記》《漢書》記載甚詳，但告密者為韓信家奴，且為孤證，當時韓信閒居長安，手無兵權，靠什麼來謀反？被擒後未經審訊即被斬，且劉邦平定陳豨在前，韓信謀反在後，如何成了裡應外合？這其中確有可疑之處，歷來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無定論。劉邦平叛歸來，“見信死，亦喜且憐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將已除；所憐者，大臣無辜被誅。不管是該殺，還是冤殺，剪除異姓王是劉邦的既定決策，是鞏固漢室統治的需要。韓信作為實力最大的異姓王，即使不以謀反罪被殺，也將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繼韓信被殺，幾個主要的異姓王，先後被殺或被貶。在消滅異姓王的過程中，劉邦錯誤地認為分封劉氏子弟為王能屏藩皇室，也無離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劉邦曾殺白馬為盟，訂下誓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刑白馬盟”。矛頭所指，顯然是諸呂，即防止諸呂篡權。到劉邦死時，被封的同姓諸侯王共九個。只是異姓諸侯王雖被剪滅了，但中央集權同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並未得到徹底解決，從而埋下了“七國之亂”的禍根。

治國策略。劉邦即位不久，立即對社會的各項制度進行了調整：在法律方面，漢初制定《漢律》，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在軍事方面，建立了新的軍制。與漢初政治制度相適應，軍隊分為京師之兵和郡國之兵兩種。京師的屯兵又分為南軍和北軍，分別由衛尉和中尉統領。在禮儀方面，叔孫通沿襲秦制，制定朝儀，以使人威懾於皇權之“神聖”。然而，與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漢建國初期面對的經濟壓力更是急迫的問題。漢初出現“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匹同一毛色的馬拉的車），而將相或乘牛車”的情況。為此，劉邦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詔令，歸納起來有八項措施：

勞力歸農。頒佈軍隊復員令，凡復員的軍吏卒，可按軍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賦徭。動員流亡之民回鄉，“復故爵田宅”。在全國推行釋免罪人和奴婢，增加農業勞動人口。

鼓勵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詔令“民產子”，可以免除徭役兩年，以資鼓勵。採用這一政策，使得大漢帝國人口漸盛，中國人口的數量第一次達到歷史上的高峰。

減輕徭役。漢初施行慎重民力征發制度，縮短了服役時間，規定年滿23歲開始服役，56歲免役，還允許以錢代役。

薄斂賦稅。劉邦根據官吏俸祿和政府開支制定全國賦稅總額。田租，或稱田賦，即土地稅，徵收率為十五稅一（1/15）；口賦，也稱算賦，即人口稅，每人每年一算（120錢）。

節約財用。漢初，統治者極為節儉，這對恢復生產有積極作用。高祖七年（前200），劉邦見蕭何負責修建的未央宮過於“壯麗”，竟責備蕭何說：“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抑制商人。規定工商業者另立戶籍，稱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從政治和經濟上受到監督限制。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攜帶武器，不得乘車騎馬，不可做官為吏，不僅地位卑微，還要加徵一倍至數倍的算賦，目的是驅商務農，迅速恢復農業生產。

遷徙豪強。劉邦下詔，將齊、楚兩國的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大姓氏及其他豪強共10萬人口，強制移民到關中，由政府供給耕田和住宅。

安定環境。加強邊境的防衛，並向邊境移民，這更使漢朝政權穩定，為開發邊疆，集中精力恢復經濟生產，贏得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劉邦的八大措施，對漢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些休養生息的政策意義深遠，開了“文景之治”的先河，從而使漢帝國走向了繁榮昌盛。

和戰匈奴匈奴是生活在我國北方古老的遊牧民族。秦漢之際，匈奴乘中原大亂之機，又不斷南下河套地區，尤其冒頓（mò　dú）單于殺父自立之後，匈奴勢力空前強大，構成了對漢王朝的嚴重威脅。

平城之戰。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劉邦親率軍隊剿擊叛降匈奴的韓王信（戰國韓襄王的後裔），在銅鞮（今山西沁縣南）大破叛軍。這時，天寒大雪，漢軍士卒多被凍傷，“凍死者十之二三”。冒頓單于用以強示弱之計，故意隱匿精兵，暴露老弱士卒，以迷惑漢軍。劉邦果然中計被圍。漢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白登山，被圍七天，糧餉供應斷絕，情況十分危急。最後只得用陳平的奇計：陳平畫了一幅美女影象，送給冒頓閼氏（yān　zhì，相當於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