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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員拍戲，在外地“賣埠”的身價驚人，比如周潤發主演的電影，臺灣片商曾出過1000萬港元購入；劉德華主演的影片，在臺灣可以賣500萬港元，在韓國也可賣500萬港元。為牟取暴利，“黑片商”便不擇手段，使用搶的辦法強迫名演員拍戲。
曾有“黑片商”多次以低片酬“請”劉德華拍戲。劉德華若以沒時間推託，馬上有一批人持槍到劉德華的經理人那裡，用槍指著他的腦袋威逼。“黑片商”還常常以“不夠合作”為由，只發給合約兩三成的片酬。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劉德華只有忍氣吞聲。後來他說：“為了家人及本身的安全，一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經常受到恐嚇，又知道報警沒用，在死亡和拍片兩者之間，只有被迫選擇接拍部分不喜歡的電影。”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因電影片源不足，各影院排映影片檔期開放，觀眾需求大，獨立製片人制度開始風行，一些黑社會勢力乘機介入，也想從財源滾滾的電影業中分一杯羹。
在香港拍電影有“陀地費”的說法，這是早年間由於拍電影給香港鄉村居民（主要是新界）的生產生活帶來種種不便，於是製片主便給居民一些補償，以清潔費的名義開給村民，這種象徵性補償，就是“陀地費”的來由。後來，黑社會介入，這種費用漸漸成為公認的拍戲“規矩”，數目發展到動輒數萬元，如果不打點好，就有人故意在鏡頭前走來晃去，甚至拋擲玻璃瓶或揚言燒佈景。電影公司為求得一時平安，只好就範。部分電影公司還聘請專人與黑幫洽談“陀地費”。中環本來是香港政府行政機構集中地，從前香港黑幫通常不敢在這裡收“陀地費”，到1990年左右，某公司在中環拍片，竟有人要收“陀地費”。
電影《金裝霸王花》導演說：“以前陀地費最多幾百元，付過錢就能買個真正安寧，現在加價了，又未盡‘保護’之責，收完一次又收一次。”他說，曾在一日內付過逾萬元“陀地費”。
一位名製片人說：“我每完成一部片子，就得進貢至少10萬港元，諸大爺在拍片時光臨，若不趕緊送紅包而讓他們乾等，攝影機就有被砸之虞。”
另一種較普遍的情形是，一些不法片商成立公司拍一部影片，隨後散夥收攤。製作要便宜，演員名氣要大。他們預先與海外片商談妥價錢，收下訂金，然後僱用黑勢力去搶演員拍戲。據說，香港的新一代導演與演員，幾乎都面對過“一片公司”（指拍完一部電影就散夥的電影公司）的欺壓。
多名演員指控，有些人一聲令下，就要已有片約在身的紅牌明星隨傳隨到，有時出動大批人馬強請，毫不理會演員的主觀意願和演員與其他片商的拍戲檔期。或原來說好拍兩組戲，變成拍好幾組，累得要命，還收不齊片酬。
香港電影圈中，有一名以用強硬手法“摘星”著稱的“黑大哥”，這人專門受僱替“黑片商”“摘星”，每搶得一“星”，他便能得到200萬港元的酬勞，他成功地靠“搶星”替“黑片商”拍了七部電影，“盈利”1400萬港元。
劉永曾於1987年在一家迪斯科舞廳門外被十名大漢圍攻毆打，被打斷六條肋骨，也是因為得罪了某黑社會大哥，但劉永本人始終堅持說不知道被打的原因（其實是不敢說）。
譚詠麟在1988年曾接到一封勒索信，要他交出120萬元現金，否則將搗亂他的演唱會。譚詠麟立即報警，歹徒林方雄在收錢時被埋伏的警員拘捕，被判入獄18個月。
1989年，陳百祥一連推掉幾部片約，得罪了一些“大哥”，於是有人揚言要“教訓”他。陳百祥起初不以為然，不久他作為特邀嘉賓到澳大利亞悉尼參加譚詠麟演唱會，竟被三名兇犯用刀斬傷，臥床數日。
周星馳也表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時自己不願拍的戲也要拍，片酬又收不足。
鄭裕玲說，入行以來，有幾部電影是在自己不情願的情況下出演的。
王祖賢也說，在1990年左右，她被迫拍了十部自己不願拍的電影，有些還收不夠片酬，因此她曾到臺灣躲避黑勢力的糾纏。
1990年4月25日凌晨3時，劉嘉玲駕車至何文田常康園苗僑偉家門外，被跟蹤而至的數名大漢持鐵錘劫上車。兩小時後，在警方協助下，劉嘉玲才安全獲釋。
1991年8月，有一名年輕貌美的女演員在寓所門外被三名蒙面漢子劫持，利用迷藥迷倒後帶入家中強姦，並拍下裸照勒索20萬港元。
在香港影壇以性感形象崛起的葉子楣和葉玉卿也被“黑片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