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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是“邵氏”最輝煌的時期。旗下導演陣容強大，而簽約的男女演員達到130個。這個時期，“邵氏”真可謂要人有人，要獎得獎，名利雙收，人財兩旺。
邵逸夫或許也被這種太平盛世所陶醉，1966年，他授意手下員工為自己鑄造一尊銅像，意識深處有了讓自己萬古流芳的意思。銅像造好後，正準備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門前，接替鄒文懷的新任宣傳部主任陳銅民說出一番話，令邵逸夫大跌眼鏡。陳銅民說：“六先生（”邵氏“員工常稱邵逸夫”六先生“、”六老闆“或”六叔“），通常只有死了的人豎銅像，而你如今身體健康，精神也好過年輕人，怎麼想到要豎個銅像呢？豈不是自己詛咒自己？況且一個人有功勳，銅像應該豎在公眾場所，絕不能擺在自家廠裡。”
陳銅民的話乍聽起來，像是蠻有道理，活人給自己造銅像，邵逸夫既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但是，自鑄銅像就是自己咒自己，好像也沒什麼道理，活人給自己照相可以，畫像也可以，塑像怎麼就不可以？照片、畫、銅像都是藝術品，怎麼能說是自己咒自己呢？無非是給後人留個長久點的紀念罷了，這當然有點兒自己宣揚自己的意思。問題在於陳銅民把這個意思點破了，好像不贊成老闆這樣炫耀自己，而且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陳銅民的意見。所以邵逸夫感到既尷尬又彆扭。
後來，邵逸夫的這個銅像被棄置在道具房裡，一些對邵逸夫有意見而不敢當面說的人，便來到道具房裡，拿邵逸夫的銅像撒氣。曾有人說，那個銅像不知捱過多少武師們的拳腳和小姐們的唾沫。
從1969年開始，“邵氏”出現衰微的跡象，旗下藝員紛紛跳槽，人才接二連三地流失。雖然像李翰祥、張徹這樣的大導演走了又來，來了又走，但更多的人是走了再也不回頭，比如大導演胡金銓、大明星王羽等。
“邵氏”留不住人，根本原因是“邵氏”的體制決定的。“邵氏”屬於家族企業，實行的是封建式的家長化管理，邵逸夫是這個電影王國的“國王”，他的意見便是聖旨。無論他多麼開明，都無法消除這種體制本身與生俱來的弊病。留不住人才的次要原因，是邵逸夫本人“數口太精”（算盤打得緊）。
有一次，“邵氏”劇組在外拍片，劇務簽了一張採購單，要領20元錢去買100個生煎饅頭，請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不對，他清楚記得生煎饅頭在片場飯堂只要一毛錢一個，採購寫兩毛錢一個，而且還要去尖沙咀買，來回還要用車，於是不批。其實這天片場飯堂的饅頭師傅恰好因事請假一天，當天沒有饅頭賣。
還有一次，嶽楓執導一部電影，讓編劇組的許國做副導演。由於許國當時是編劇，戲拍完後，製片部照例開了一張1000元的副導演酬勞單，呈請邵逸夫批准。他眉頭連皺數下，然後用鉛筆寫了一行小字：“請與許國交涉。”製片部的董千里找到許國說：“老闆是叫你下廠去了解一些拍片情況，不是叫你去做副導演，所以老闆希望你打個折扣，收800元算了。”許國一聽火起，就把酬勞單撕掉了，邊撕邊叫：“邵老闆多了1000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000元，也窮不了多少！”
還有一個故事，可以看出邵逸夫數口有多精。
那是程剛執導影片《神刀》。據說程剛是向鄒文懷舉報李翰祥密謀背叛“邵氏”的人。之後他獲得邵逸夫的重用，將他提升為導演開拍《神刀》。該片在市場上賣到97萬港元即奉命收場。程剛為此央求邵逸夫多映一天，讓他也過一過“百萬導演”的癮，但是遭到拒絕。
外人可能對此弄不明白，多賺錢難道邵逸夫也不同意嗎？其實錯了。程剛如果成為“百萬導演”，薪水就要加到“百萬導演”的同一水平，雖然票房增加3萬，程剛的薪水未必增加3萬，但他不能讓手下人輕易得意，為此他寧肯少一點票房收入。
關於邵逸夫數口太精的事例簡直不勝列舉，他的這些做法，最終導致了人心渙散，“眾叛親離”。
鄒文懷一直被認為是邵逸夫的心腹紅人，外界甚至譏諷他與邵逸夫長期以來“狼狽為奸”。的確，邵逸夫與鄒文懷曾經互相倚重，共同創造了邵氏公司的數度輝煌。鄒文懷被邵逸夫授予極大的權力，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赫位置。
但是，自從1969年，一個名叫方逸華的女人進入“邵氏”之後，鄒文懷的權力和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他認為“邵氏”再也不是自己待的地方，於是拉攏一幫朋友，豎起一杆大旗，創立了嘉禾影業公司，公開與“邵氏”分庭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