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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從頭到尾可見性的掙扎，苦痛和快樂，每個人都能聽見愛瑪在黑暗中的喘息，但福樓拜從沒告訴你艾瑪的乳房是什麼樣的。所以，最高階的性描寫是把性熔化了，就像溫水化鹽，人們需要鹽，但不吞食鹽粒，都喝鹽水的。
荊歌： 不過嘴巴里“淡出鳥來”的時候，倒也想直接弄點兒鹽來含著。我特別喜歡《十日談》，卜伽丘的寫性，不管是戀愛，還是偷情，真是讓人感受到歡樂、喜悅，覺得生而為人，真是天大的福份。我還讀過一本巴爾扎克的《風月趣談》，在這上頭，一點都不比卜伽丘遜色。而《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書，像《肉蒲團》、《株林野史》、《鬧花叢》等，我覺得在性描寫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巴爾扎克。
李敬澤：《十日談》有特殊的背景，鼠疫、黑死病後的歐洲，人人劫後餘生，覺得活著真好啊，基督教的禁制放鬆，人文主義來了。你看《金瓶梅》，看到最後覺得活著是沒意思的，《肉蒲團》裡也講道德，但那完全是兩分法，身體和道德不搭界，各搞各的，這個也反映了我們的古人對這件事的態度，享樂完了，換一副臉再講道德，他那個“性”並沒有面臨真實的道德考驗，這樣的“性”總是虛無的，它最後走向對人生的否定。
蘇童：寫性有個心態，《十日談》、《坎特伯雷故事集》裡面的性是快樂的性，因為創作者對性的理解很單純很民間，寫性的態度是快樂的，文字自然也快樂，快樂的文字看上去天生是自然的，惹人喜愛的。
畢飛宇： 據說薩岡是個不入流的作家，但是，她寫性我非常喜歡。她描寫男人和女人的做愛，“像一條船顛簸在海上，簡單極了”。我讀到“簡單極了”這四個字的時候，心裡格登了一下。我不知道還有誰的性描寫比這四個字更出色，都有了。
荊歌： 飛宇喜歡簡單，我倒是喜歡複雜。人與人就是不一樣。女性作家筆下的性，與男性作家肯定也不一樣。在女作家的作品裡，我很少看到性的遊戲精神，但她們對性卻有更尖銳的敏感。比如林白寫性，與蘇童、兆言、飛宇不一樣，和賈平凹更不一樣。
林白： 我的小說中性描寫最多的是《萬物花開》，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都有不少，蜻蜓、螞蟻、狗、豬、雞的性，大頭（書中男孩）和一隻南瓜，大頭和一頭小母牛，甚至有一隻男凳子和一隻女凳子，油菜花和楓樹，等等。這裡的性是天賜的自然節奏。此外還有變成了文化產品的性（脫衣舞）、監獄裡的雞姦（畸型的性）等等。我自己覺得《萬物花開》裡的性還是寫得不錯的，有一定水準。如果沒有性描寫，《萬物花開》我就不要寫了，性是此書的重要主題之一。
荊歌： 《萬物花開》我記得最初是發表在《花城》上的。收到刊物我就把它讀了，一口氣讀完。當然不是光為了看它的性描寫。我覺得這部小說在林白的整個創作中，確實是非常特別的。
還有郁達夫的寫性，我覺得也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性的苦悶，與人生的苦悶，連帶那些迷茫、掙扎，凝在一起，很難分割。我以為他在這一點上是堪稱偉大的。人們在擺脫了基本生存壓力（溫飽）之後，絕對解決不了的兩大生存難題，就是死亡和性。生活中許多的苦惱和焦慮，根子都在性上。性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就苦悶；一旦滿足了，就感到空虛無聊，還伴隨著墮落感——郁達夫就經常在這兩點之間鐘擺一樣晃盪。
畢飛宇： 荊歌說得對。
葉兆言：說老實話，我覺得郁達夫寫得很一般，他好就好在終喊出了“我餓了，我們他媽的都餓了”。
李敬澤：郁達夫活在今天會怎麼樣？他要是個一年都回不了家的民工，它可能喊“我餓了”！但他也可能說“我飽了，我們他媽的都飽了”！
所以我覺得荊歌你這個主持人的思路有問題，你還是老是覺得性這件事應該大講特講，給群眾啟蒙，但某種程度上情況要反過來。
我有時想，我們究竟會伊于胡底？事情有個頭兒沒有？如果到頭兒了怎麼辦？也許文明的鐘擺會重新擺回去？重新有一種禁制出現？但這種禁制的精神資源、依據和它的內在權威性在哪兒？好像也看不到。
荊歌： 我哪敢給大眾啟蒙呀，敬澤大人，冤枉！我只是“他媽的餓了”，說說性解饞而已。我經常上網，發現網上像我一樣喜歡拿性說事的人多了去了！我只是廣大好色群眾中的普通一員。最近，網路上有一位女寫手木子美不是很有名嗎？她有名還不是因為她寫性嗎？她先是在一本白領刊物上開專欄，後來又寫了一部《遺情書》，把網站都點爆了，據說點選最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