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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插在女屍的陰戶上（我以為，這個細節非常具有視覺震撼力，同時，它象徵和隱喻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林白無論是早期作品《青苔》，還是最新的長篇《萬物花開》，都有出色的性描寫。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當有記者問林白，你是否願意你那些有性描寫的小說讓你的女兒讀到，林白回答說，我覺得性是美好的，潔淨的，我作品中涉及性的一些文字，也是如此。而飛宇的《玉米》，在我看來，簡直就是一部性政治與權力政治的鬥爭史。諸位透過寫性（當然不光是性，性愛在諸位的作品中，絕對不是主流。但因為我們今天的聊天必須有所側重，所以只能專攻一點而不及其餘，對此我要特別說明，務請各位嘉賓和廣大讀者不要誤會），揭開了人生的許多陰暗而令人驚悚的秘密，使《米》、《花煞》、《萬物花開》、《玉米》這樣的作品具備了非同一般的人性深度，成為傳世傑作。
蘇童：《米》裡面的性描寫很粗暴，我是說描寫本身的粗暴甚至超過了五龍實施性活動的粗暴。不管寫什麼，激情要追求，精雕細刻是必須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米》的創作我最遺憾的恰好是性描寫得不好。
荊歌： 蘇童老師處處對自己嚴格要求，性描寫上也不例外。
林白： 我不記得《青苔》有什麼性描寫，倒是1994年的時候，《一個人的戰爭》發表出來，就被認為是“準黃色”的“壞書”，被一些人罵過，他們對國家正式出版物發表這樣的作品感到憤怒。當然事情很快就過去了。今年《一個人的戰爭》出版第八個中文版本，是一個圖文字，封面和裡面的一部分圖有一點性意味，我覺得也無不可，畢竟，性是此書的一個重要元素。
荊歌： 憤怒的同志們一定罵你是“寫黃書”的“壞女人”！其實很多寫小說的人，都會有與林白類似的遭遇。以前我在文化館的時候，有位副縣長，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說，特意透過我的單位領導向我轉言，讓我以後“寫一些格調高點兒的小說”。我當時聽了心裡有氣，就對我領導說，你去問一問副縣長大人，她與她老公在床上不知道玩些什麼樣的高格調？我這樣做很不應該，至少是對領導不夠尊重。
林白： 荊歌可能記錯了，我好像沒說過性是美好的潔淨的，肯定沒說過，大概只說過性描寫可以是美好的潔淨的。其實性無所謂美好和潔淨，性是一種自然存在，只有不同的文化才賦予它美好或醜惡、骯髒或潔淨。
李敬澤：荊歌你這是詭辯，如果我是那位副縣長我可能也會那麼說。性既是誘惑也是冒犯，它本身有私密性，一般來說不屬於公共生活領域，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下就是不舒服，這與縣長大人在床上幹什麼是兩回事，畢竟縣長沒有命令你在床上也格調高一點。林白說性是一種“自然存在”，這話也對也不對，它當然在生物學意義上是自然存在，所以要問“人與禽獸幾希”？到底差多遠？實際上是差得很遠，任何一個男人和女人，他們在床上乾的事都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如果僅僅是自然的，小說家就沒必要寫它，你怎麼不寫打嗝、放屁呢？
我不是反對寫性，我只是覺得我們在捍衛寫性的權利時，有些論據是站不住腳的，事情遠為複雜。
畢飛宇： 荊歌我不能同意你。什麼“透過寫性揭開了人生的許多陰暗而令人驚悚的秘密”？寫性就是寫性，它本身就是事件和行為。作品中的人物要上床，你還能不讓他上？
荊歌： 飛宇顯然更是詭辯。寫上床就寫唄，還硬說是作品中人一定要上，把責任推到人家身上。
以前常常用“要看它是不是必要”這樣一句話，來判定小說中的性描寫該不該有。其實“有必要”和“沒必要”，也是見仁見智。在我們的具體道德環境中，我覺得通常的情況是，作家覺得有必要寫，但一些讀者卻覺得沒必要。這樣的錯位無疑令小說家感到尷尬。但是與電影比起來，小說創作在這方面的自由，還是值得我們慶幸的。
葉兆言：以前是看有沒有沒必要，現在大約還是這樣，這就好比以前要吃飯，現在還是要吃飯一樣。見仁見智，以作者自己的胃口說話，他覺得餓了，就上一趟館子。讀者要是覺得沒有胃口，可以不吃，有時候，也可以反過來，讀者餓了，有的讀者總是飢餓，作者不餓，那也就對不起了。寫作不是擺闊請客，亂花錢大約不對。
荊歌： 兆言一說性，就用吃來打比方，正所謂“食色，性也”。
李敬澤：必要不必要吵起來的時候可能反映了“胃口”問題，但恐怕不能拿胃口來衡量，否則真是見仁見智了。我覺得很簡單，就是寫得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