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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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對於這曲裡拐彎的四條，周恩來後來作了絕妙的解釋：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周恩來選集》，上卷，一九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延安的石窯洞裡讀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檔案，以為大體上是有進步的。毛澤東在三月六日致任弼時的電報中寫道：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另外，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的內部檔案《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宣傳大綱），寫得更明確：國民黨三中全會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在對共產黨問題上——雖然指責我們，但提出了四個條件，表示可以進行談判，在他的四個條件與我們給三中全會的通電原則上是相當接近的，因此國共合作的原則是已確定。引自《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和毛澤東討價還價起來

不過，這談判也是曲曲折折的，充滿著討價還價……“顧祝同—周恩來”西安談判，談成了三件事：一是同意紅軍在西安設立辦事處；二是紅軍改編為三個師；三是從三月開始國民黨給紅軍軍餉接濟。這三件事能夠談成，也算不易。不過，畢竟只是一些細節而已。

即便是細節小事，卻也是經過一番討價還價。

顧、周之間的討價還價，實際上是蔣、毛之間的討價還價。

蔣介石二月十六日致顧祝同的密電中，規定了“底價”：“中央準編其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八團兵力當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毛澤東三月一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規定了“底價”：“紅軍編五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五十萬，以此為最後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也就是說，蔣介石“開價”：紅軍改編一萬五千人，“不能再多”。毛澤東“還價”：紅軍編五萬人，“力爭超過此數”。顧祝同要服從蔣介石，周恩來要服從毛澤東。顧、周之間討價還價，毛、蔣之間討價還價，好不容易才算談定了個雙方認可的價：紅軍改編三個師，即兩萬兩千五百人，比蔣介石開的價高，比毛澤東開的價低。每一項談判，都如此這般，討價還價著。所幸，不論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不論顧祝同還是周恩來，都對討價還價充滿著耐心。

蔣介石在給顧祝同的電報中提及：有關政治問題，“由恩來來京另議可也”。這樣，國共談判也就接著升級，由“顧祝同—周恩來”升為“蔣介石—周恩來”，談判的地點也由西安轉到杭州。國共談判訊息傳出，各界猜測紛紛。竟有傳聞，蔣介石任命毛澤東為甘肅省主席！這訊息傳進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電毛澤東：“據×××傳播：南京已組國防委員會，蔣為總司令，閻、張及朱德為副主席，毛澤東為甘肅省主席。紅軍編九個師。”毛澤東見了電報，大笑不已。他怎麼可能去當蔣介石手下的一個省主席？！毛澤東於翌日，當即覆電李富春：“所傳非實，但談判正具體化，國共合作大局已定，國民黨政策正在轉變中。”《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剛剛給李富春發了闢謠電報，又從彭雪楓那裡傳來“新聞”：蔣介石要派毛澤東出洋！彭雪楓原任紅軍師長，此時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駐太原閻錫山處。在那裡，他聽到道路傳聞，便給毛澤東發來了電報。毛澤東於四月一日給彭雪楓發了電報：“南京並無毛出洋之條件，華北訊息系誤傳。”種種傳言，表明了人們對於國共合作前景的關心，表明了人們對於毛澤東前途的猜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西子湖畔蔣—週會談

既然蔣介石願意跟周恩來談判，中共中央書記處也就同意了周恩來前往杭州與蔣介石談判。

中共中央書記處事先擬好了關於談判的十五條意見，交周恩來帶去。

三月下旬，周恩來風塵僕僕乘飛機來到上海，先見宋美齡，把十五條意見交給了她。這樣，當週恩來翌日飛抵西子湖畔時，蔣介石已經事先知道了毛澤東的意思。這一回，蔣介石見到周恩來，顯得頗為高興——三個多月前，他在西安跟周恩來見面的時候，是那般的尷尬。不過，周恩來果斷、機智、幹練地處理西安事變，給蔣介石這位黃埔軍校的老校長留下很深的印象。關於這次“蔣介石—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