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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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在南昌起義時任前敵總指揮，而在廣州起義時任工農紅軍總司令。廣州起義的失敗，使葉挺受到李立三的責難，說他指揮“消極”，葉挺再度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葉挺又在一氣之下，去了莫斯科。

誠如周恩來後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寫：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就這樣，葉挺脫離中共，流亡歐洲。直至一九三五年秋，葉挺在澳門才與中共中央代表張雲逸取得了聯絡。蔣介石看重葉挺的才幹和聲望，曾希望葉挺在國民黨部隊任高官。這當然被葉挺所謝絕。這一回，既然葉挺主動表示願意出任新四軍軍長，蔣介石求之不得，當然馬上宣佈了委任命令。然而，毛澤東卻對葉挺脫黨後的情況所知不詳。這樣，毛澤東不敢貿然把新四軍的指揮權交給葉挺。毛澤東要博古、葉劍英“提出保證”之後，這才決定“葉挺是否能為軍長”。為了瞭解葉挺，毛澤東邀葉挺前往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葉挺到達延安。經過長談，毛澤東知道了葉挺兩次黨內處分的經過，知道了葉挺脫黨的經過。毛澤東的疑慮消失了。中共中央黨校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高懸起“熱烈歡迎葉挺軍長”的大標語。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致答詞。他說了這麼一段自疚又自奮的話：“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疑惑冰釋，從此毛澤東對葉挺投了信任票，再也不需要博古、葉劍英“保證”了！就這樣，葉挺走馬上任，成為毛澤東和蔣介石雙重任命的新四軍軍長。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葉挺　項英先後摜紗帽

至於項英，與蔣介石沒有什麼瓜葛，倒是跟毛澤東有極深的淵源……項英原來是武昌的織布工人，從事工人運動。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產黨。翌年他成為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袖之一。此後，由於北伐軍打下武漢，武漢成為革命中心，加上共產國際強調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黨員，項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從中央委員進而政治局委員，進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於毛澤東。

一九三○年底，項英進入江西紅區。他一度支援過毛澤東，又一度狠狠整過毛澤東，內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過，有一點他是很不錯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之際，他奉命留下打游擊，他堅決服從。這真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留下來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蔣介石重兵“圍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國南方孤立無援之境遊擊多年。他手下的游擊隊，也就成了後來新四軍的骨幹。

不言而喻，在新四軍成立之後，葉挺雖為軍長，但不能不處處聽命於項英。一個非中共黨員而又在新四軍中毫無根基的葉挺，受到了項英的排擠。葉挺曾自雲，是“夾在車輪子中間的一粒沙子，兩面受擠”。這兩面受擠，一面是蔣介石從上往下壓，一面是項英從下往上頂。當然，還不僅是葉、項關係緊張而使葉挺不快。當時，曾受命於延安而充當“葉挺和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的李一氓如此回憶：葉挺親筆寫給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惱，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完全是和項英的個人關係。他說，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個非黨員不適於當新四軍軍長。這封信我給項英看過，項英沒有太大的反應。李一氓：《我親身經歷的皖南事變》，《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這句話極為生動、形象地表達了葉挺的心態。所謂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廟外人士”。居士去當方丈，本已不合適，何況管的是一個大廟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兩面受擠的葉挺在百般無奈之中，藉口送李夫人回澳門，離軍出走，向蔣介石辭職。蔣介石呢？正覺得葉挺上任之後不聽他的話，如今葉挺要辭職他求之不得。蔣介石問葉挺：“誰繼任？”葉挺答曰：“葉劍英。”蔣介石搖頭。他要委派國民黨將領出任新四軍軍長。

毛澤東聞訊，焦急萬分，馬上發電報給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周恩來一面向蔣介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