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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
周恩來還說：“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曹聚仁為北京和蔣經國牽線
就在周恩來說了關於和平解決臺灣那一番話之後，從香港又來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團隨團特派記者的名義，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飛抵北京。前往機場歡迎的是和平解放臺灣委員會的秘書長邵力子，表明此人來歷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兒曹雷這麼勾畫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著一口浙江官話，嗓音也沒什麼特點，唱什麼歌都像吟古詩那樣哼哼，右臉頰上還因兒時患牙齦炎留下了一條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記者、作家、學者。他的一輩子，差不多都是在筆耕中度過。據云，他一生的著作，多達四千萬字。他是浙江浦江縣蔣畈村（現屬蘭溪縣）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陳望道是他的老師。一九二二年，他來到上海，在愛國女中任教，同時為邵力子主編的《國民日報》副刊《覺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攜，所以他跟邵力子有著很久的友情。此後，他擔任過許多報紙的主編、記者，內中有幾段經歷頗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魯迅有過許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華中國旅行社採訪過周恩來；
三是此後不久，蔣經國在贛南，邀他擔任《正氣日報》主筆、總編輯，他跟蔣經國有過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後來寫了《蔣經國論》一書於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創墾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滿於國民黨的腐敗，曾在文章中寫過“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正因為這樣，他不願憑藉他和蔣經國的關係去臺灣。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適合於他那自由主義的“自我”。這樣，他又不願留居中國大陸，於一九五○年別妻離雛，移居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
一九五四年，他脫離該報，為新加坡《南洋商報》撰稿。
他與邵力子有著通訊。邵力子知道他與蔣經國有著深誼，便向周恩來建議請他來北京。周恩來認識他，便想透過他架起北京和蔣經國之間的橋樑。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團要訪問北京，曹聚仁作為新加坡《南洋商報》的特派記者，隨團來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禮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他，陳毅作陪。舊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為記者，曹聚仁當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採訪機會。他也就直截了當地問周恩來：“你關於和平解放臺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答道：“‘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黨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來這一段話，首次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聽了周恩來的話，曹聚仁頗有感觸地說道：“國共合作，則和氣致祥；國共分裂，則戾氣致禍。”曹聚仁用他的筆，向海外轉達了周恩來發出的這一重要資訊。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報》上發表了《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總理會見記》。海外報紙旋即紛紛轉載此文。
由於周恩來的推薦，毛澤東也決定接見曹聚仁。
那時中共八大剛剛結束，印尼總統蘇加諾於九月三十日訪華。毛澤東於十月三日下午會晤了曹聚仁。關於毛澤東的談話，曹聚仁不便馬上加以報道。一年之後，他這才在《北行小語》中加以透露。他寫道：因為毛氏懂得辯證法，世間的最強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莫柔於水，至堅強者莫之能勝。”從這一角度看去，毛澤東是從蔑視蔣介石的角度轉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們可以容許蔣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認蔣介石在現代中國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滅的功績的。在黨的仇恨情緒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經冷靜下來，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歷史又一重大轉變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報界對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測紛紛。也難怪，作為新加坡工商考察團的隨團特派記者，在北京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