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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徜徉於歷史的文獻之中，從雪泥鴻爪中加以細細考證，終於寫成本書的第一章《最初歲月》。
世上有“比較文學”，我不知道有沒有“比較政治學”，以至有沒有“比較領袖學”。本書著眼於比較，即處處、時時把毛澤東和蔣介石加以比較，比較他們的策略，比較他們的品格，比較他們的思想，比較他們的功過……毛澤東和蔣介石一輩子都是政治對手，無處、無時不在處心積慮思索著如何戰勝對方。正因為這樣，我以為只有用比較的目光、比較的手法，才能寫好他們，才能寫好這本《毛澤東與蔣介石》。也正因為從未有人這樣寫過，從未有過這樣的“比較領袖學”，我感到艱難，也感到只有用人所未用的觀點和手法，才能創新。
內中，我設計了三場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書面對話”，即如何看待西安事變，如何看待皖南事變，以及一九四九年元旦的“新年對話”。這樣的“書面對話”，除了所用手法是作者虛擬之外，“書面對話”中所用的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每一句話，以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準確的，都是出自歷史文獻，都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原話。這三場“書面對話”，正值歷史的關鍵時刻。設計這樣的“書面對話”，也正是出自“比較政治學”。
在中國大陸，歷來對於毛澤東仰視，對蔣介石俯視；而在臺灣，正好相反，歷來俯視毛澤東，仰視蔣介石。我寫這本《毛澤東與蔣介石》，對他們兩人都以平視的角度看待。兩人之中，相對而言，寫蔣介石難於寫毛澤東。我採訪過毛澤東多位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對他的情況比較瞭解，對他的評價也有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依據。對於蔣介石則不然。我只能以自己的分析，來對他作出評價。我對他的一生進行了仔細查考。我認為，蔣介石一生，雖始終反共，但也做過三件好事：一是領導北伐，二是領導抗戰，三是退往臺灣之後，堅持“一箇中國”，並著力於發展臺灣經濟（雖然臺灣的經濟起飛是在蔣經國時代）。至於毛澤東，既寫他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赫赫功績，也寫他晚年“左”的嚴重錯誤和他的經濟失誤。
值得提到的是，誠如大陸稱“汪辜會談”而臺灣稱“辜汪會談”那樣，國共雙方對於同一歷史事件的提法常常不同。例如，毛澤東稱“皖南事變”，蔣介石則稱“新四軍事件”；毛澤東稱“淮海戰役”，蔣介石稱“徐蚌會戰”……也有雙方相同的，如西安事變、重慶談判。細細分析，內中頗有文章。在蔣介石看來，張學良把他抓起來，當然是“事變”；而“皖南事變”在毛澤東看來，國民黨突襲新四軍，當然是“事變”，蔣介石則只稱“事件”。同樣，“戰役”與“會戰”之間，也存在詞義的差異。只有“國共”一詞，在國民黨強大、中共弱小的年月叫慣了，總把“國”放在“共”之前，以致後來“共”遠遠強大於“國”時，仍沿用“國共合作”、“國共會談”、“國共兩黨”、“國共關係”之類名詞，沒有改為“共國”。
在寫作這本《毛澤東與蔣介石》時，由於還要完成電影劇本及其他作品，以致本書的寫作時停時續。本書前三章是手寫的，自第四章起改用電腦寫作。最初，用電腦每天只能打一千字，而且一邊構思，一邊要顧及鍵盤，還要不時地去想那個“碼”，甚為吃力。到本書完成時，我用電腦的寫作速度已遠遠超過了手寫。從這本書開始，我便一直用電腦寫作了。
葉永烈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初稿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改定
二○○二年五月三日，補充
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再改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