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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之際，毛澤東於一月八日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我們方針是鞏固自己，待機觀變。”國共關係不好不壞，不冷不熱，相對穩定。蔣介石躍為國際領袖，毛澤東則在延安一邊“待機觀變”，一邊“鞏固自己”。毛澤東正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報告，開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風：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作《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五月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的這一系列報告，強調要整頓中共的黨風、學風、文風，亦即整頓“三風”。中共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建立，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經歷了“一右三‘左’”的“左”搖右晃。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名義上的中共中央總負責為張聞天）之後，一直忙於東征西戰，坐不下來。直至此時，毛澤東抓住了國共關係相對穩定之機，“鞏固自己”，開展延安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軍隊、整頓文藝。對於中共而言，延安整風，使中共經歷了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呢？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論系統化，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思想”。就在國共關係平平穩穩的日子裡，忽然從蔣介石嘴裡傳出不平常的資訊：他要邀請毛澤東去西安，在那裡跟他見面！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四回邀請毛澤東了：頭一回，邀毛澤東到南京見面；第二回，請毛澤東去武漢；第三回，約毛澤東赴西安；這一回，又是要約見毛澤東於西安。
蔣介石發出這一訊號，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之時。
蔣介石說起一個星期以後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約毛澤東先生一晤。請你速電延安。”
蔣介石說畢，又趕緊說道：“當然，如不便則不必，如不便則不必。”
蔣介石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為的是他知道毛澤東輕易不會離開延安的——前三回毛澤東不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周恩來當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蔣介石為什麼又邀毛澤東會面呢？毛澤東在此前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曾對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作了總的分析：國內關係總是隨國際關係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軸心”指軸心國。“三國同盟”指德、意、日三國，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故史稱“軸心國”。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關係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時期，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決心。
毛澤東提及的“滇緬路”，即雲南至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這是蔣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蔣介石偏居於西南一隅，英、美的軍用物資需沿滇緬公路源源運往重慶。四月二十九日，日軍佔領了緬甸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卡住了蔣介石的咽喉。雖說英美從此改為空運，但一則空運運量有限，二則飛機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十分困難，蔣介石不得不倚重經蘇聯而來的陸路運輸。
親蘇必親共。蔣介石也就希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這麼一來，國共關係要從不冷不熱轉熱，從不好不壞轉好。蔣介石也就向毛澤東遞上了橄欖枝。
蔣介石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約見周恩來，提出重開國共談判。毛澤東在七月三十一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談及國共關係的新趨勢：最近恩來見蔣談的還好，蔣已重新指定張治中、劉為章和我們談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聯絡，蔣之聯絡參謀繼續來延安，都是好轉徵兆，但不能求之過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七冊，一九八五年版。這樣，正是在國共關係好轉之際，蔣介石提出了與毛澤東晤會。
畢竟張學良的遭遇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不可能去西安見蔣介石的，於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第一方案，毛澤東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去見蔣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蔣介石帶周恩來去西安，周恩來再由西安飛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去西安見蔣。這一位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來看來，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蔣介石也許會同意。
毛澤東採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第七部分：風雲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