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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張學良出任國民黨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從南京經天津赴北平。路過天津時，張學銘派孫銘九護送哥哥張學良，張學良頗為看重孫銘九，送了孫銘九一塊表面上印著他的頭像的表。這表是張學良向瑞士訂製的，專送給一些關係密切友情甚篤的友人。孫銘九得了這塊表，表明張學良對他的充分信任。此後，孫銘九成了張學良的機要隨從參謀。後來，又擔任衛隊營營長，成為張學良嫡系中的嫡系。東北軍進軍西安，張學良住在城內金家巷，孫銘九則住在不遠處的一座四合院。當那“馬伕”進城之後，張學良關照孫銘九：一位紅軍代表“吳先生”要住在那四合院內，務必保證“吳先生”的絕對安全。孫銘九不敢怠慢，他和夫人劉靜坤改住門房，上房住的是張學良隨從秘書應德田，為中共秘使讓出了廂房。廂房共三間，當中的一間是過道，裡間住著中共黨員朱光亞，另一間靠近門房的則安排給“吳先生”下榻。孫銘九對放哨的部下說“吳先生”是他的親戚，進進出出不得阻擋，不得盤問。住了數日，孫銘九見張學良總是秘密會見“吳先生”，便知此人來歷不凡。當他從張學良那裡得知，“吳先生”原來是紅軍名將葉劍英，更是加強了安全保衛工作。張學良—葉劍英—毛澤東之間，架起了一條秘密“熱線”。光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葉劍英在西安城裡發往“紅都”保安的密電，便達十八次之多。葉劍英平日深居簡出。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被孫銘九得知，頗為著急。孫銘九擔心，葉劍英當年在黃埔軍校擔任教授部副主任，學生們都認得他，萬一在西安街頭被人認出，那就麻煩了。孫銘九關照葉劍英，讓他再不能去公共澡堂。又有一回，西安城裡一箇中共秘密聯絡站附近，突然出現許多警察。中共地下人員以為出事，飛報孫銘九。孫銘九當即用汽車從家中接走葉劍英。後來才知道，那些警察並非搜查秘密聯絡站，於是那汽車載著葉劍英在外兜了一圈之後，又重返那四合院。葉劍英不光是溝通了張學良和毛澤東的聯絡，甚至透過張學良，還溝通著“西北剿總”司令蔣介石和被蔣介石稱之為“匪”的毛澤東之間的聯絡。
毛澤東、周恩來托葉劍英帶了一封信給張學良，內中提及：“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議，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十月二十九日，葉劍英在西安發密電給中共中央：“蔣、張已會談，結果亟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劍（英）擬三日後離西（安）回保（安），詳報告。可否，復。”在十一月上旬，發自保安的電波，告知葉劍英：“回保安商量，並順便問張將軍可否資助我們一點經費？”葉劍英當即向張學良轉告了來自“紅都”的意思。張學良對紅軍充滿友情，一口答應給紅軍五萬光洋。當葉劍英覆電保安，財政部長林伯渠當然欣喜萬分。正因為這樣，林伯渠出廓二十里，前去迎接葉劍英一行……然而，作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的張學良，怎麼在暗中如此慷慨援“匪”呢？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天主教堂裡的徹夜密談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上午，一架“波鷹”（今譯“波音”）飛機從陝西中部的洛川縣起飛。
在那時，黃土地上空難得見到飛機的影子。飛機鑽入雲霄，不知去向。飛機的駕駛員，竟是三十五歲的張學良將軍！張學良多才多藝，會開汽車、摩托車，也會開飛機。
一九三四年，張學良乘車去鄂東麻城視察。當地的“父母官”聞張將軍至，率部下出廓三十里迎接。等了許久，等不到張學良。後來才知道，公路上曾駛過一輛汽車，那司機便是張學良！當地的“父母官”見到那輛車，以為是“開道車”，張將軍的專車必定在後邊哩！又有一回，張學良在天津，因急事要趕回北平。他竟駕著一輛摩托車，獨自疾駛，只花了兩個來小時，便回到了北平！
他購買了一架“波鷹”飛機，成了他的專機。他喜歡飛來飛去。飛機快捷，辦事效率高。這一回，他親自駕機飛行，卻為的是高度保密。飛機上的三位乘客，是經他嚴格挑選的：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機要隨從參謀孫銘九，還有一位神秘的人物。飛機起飛後，繞了一個圈子，然後才朝北飛行。直至機翼下出現蜿蜒的黃濁的延河，還有那小山頂上的寶塔，張學良才降低飛機的高度，穩穩地降落在一片河灘上。那裡便是膚施，即延安。
孫銘九記得，一行四人下了飛機，朝城裡步行。沒多久，來到膚施城東北軍駐地休息，等待著一位重要的人物的到來——此人來自“紅區”，現已在膚施城東川口，準備天黑時分進城。張學良知道這位要人的到來，是因為他在三日前——四月六日，接到毛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