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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真正合作革命事業的，就很少了。”“國民黨的同志，對於共產黨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對，因為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口號，是帝國主義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他口口聲聲，主張國共合作：“總理容納共產黨加入本黨，是要團結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反對這個主張，就是要拆散革命團體，豈不是革命的罪人？”“我們國民黨，現在只有左派與右派之分，不能有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分，更不可有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如果國民黨員有這種見解，那是無異於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氣。”跟中共一樣，蔣介石非常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我今天可以說：帝國主義不倒，中國必亡；中國不亡，帝國主義必倒。這正是今日世界上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一場最後的大激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是一樣什麼東西呢？好如毒蛇身體、美女頭面一樣的怪物。苟有人和他一會流睞顧盼，其結果必至喪身亡國。”如此這般，蔣介石在當年完完全全是個“紅角兒”！最令人吃驚的是，當邵力子前往蘇聯訪問時，蔣介石居然託他捎話給斯大林：“希望第三國際直接領導中國國民黨，不要透過中國共產黨。”邵力子：《出使蘇聯的回憶》，《人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眾所周知，第三國際亦即共產國際，是列寧於一九一九年創立的世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聯合組織，人稱“世界共產黨”。它是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上級機關。中國共產黨一成立，便受共產國際領導。中國國民黨並非共產黨，亦非共產主義組織，怎麼可以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呢？正因為這樣，邵力子在克里姆林宮見到斯大林時，“實在說不出希望第三國際直接領導國民黨，勿透過中國共產黨來領導的話，只能說出希望第三國際加強對國民黨的領導，斯大林沒作肯定答覆”。不過，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會議上，把中國國民黨接納為“同情黨”，蔣介石當選為共產國際主席團名譽委員。
不論怎麼說，蔣介石的一系列“左”派言論、“左”派舉動，在公眾中造成他是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不過，在暗地，在私下，蔣介石對於共產國際，對於中共，早已防了一手。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的日記中寫道：“革命實權非可落於外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絡亦應訂一限度，妥當不失自主地位。”三月九日，他又寫道：“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蔣介石的心態變得異常，行動變得詭秘起來。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爆發“中山艦事件”
毛澤東畢竟是農民的兒子，他熟悉農民，熱心於農民運動。他在擔任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之後，又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報道：昨日決定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選定廣州番禺學宮作為講習所所址，毛澤東為所長。正當毛澤東忙於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蔣介石卻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下憤懣不已的話：“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以佛入地獄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這一天，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機敏的周恩來馬上發覺蔣介石神色不對，而且跟國民黨右派人物接觸頻繁。因為他與蔣介石共事已久，頗知其底細。周恩來當即把蔣介石動向異常的訊息告訴張太雷。那時，張太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並擔任蘇聯顧問翻譯。周恩來要張太雷馬上把這一情況告訴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季山嘉聽罷，並沒有當成一回事。
歷史證明：周恩來的觀察力是那般敏銳，判斷是那樣準確，而他發出的“預警”訊號又是那麼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廣州文德樓，正在寓所的李之龍，忽地接到一封由專人送來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歲的李之龍，湖北沔陽人，十五歲時便加入了國民黨。十九歲入煙臺海軍軍官學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歲的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四年春，他奉命到廣州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兼秘書。不久，他進入黃埔軍校，成為一期學生。後來，他調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受周恩來直接領導。一九二五年十月，他擔任海軍局政治部少將主任——他原本在海軍軍官學校學習過。一九二六年二月，海軍局局長、蘇聯人斯米洛夫回國，由李之龍擔任海軍局代理局長、參謀長兼中山艦艦長，授中將銜。
要函全文如下：
敬啟者，頃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