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傖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持反對態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去世後，葉楚傖便參加了鄒魯、謝持召開的西山會議，公開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澤東在葉楚傖手下，那小媳婦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北上，路過上海時，毛澤東向他呈交了一封聯名信（與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一起工作的惲代英、羅章龍等共同署名）：“上海執行部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內部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乎停滯，職員等薪金積壓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務乞總理迅派負責專員進行部務，並設法籌款，清理欠薪，實為公便。”寫此信時，毛澤東正挈婦將雛，在上海過著艱難的日子——妻子楊開慧在這年六月，攜岸英、岸青兩子來滬，與他同住。在共產黨方面，毛澤東作為中央局秘書，起初還不錯。許多署名“鍾英”（“中央”的諧音，當時中共中央的代號）的檔案，由毛澤東起草，或者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簽署。不過，漸漸地，總書記陳獨秀和中央秘書毛澤東之間產生分歧，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日子也變得不好過。因為他畢竟是秘書，而陳獨秀的“家長作風”又頗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見。
屋漏偏遇連綿雨。心境不佳的毛澤東，得了失眠症——夜裡睡不著，白天工作沒精神，人顯得異常疲睏乏力。據云，毛澤東後來變得晝夜顛倒，晝眠夜作，其病症始於此時。
蔣介石對於故鄉熱土，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特別是在他失意之際，總是退隱於故鄉，在那裡使受傷的心靈得到慰藉。毛澤東也一樣，有著濃濃的鄉思、鄉情。在他失意之時，他攜妻帶子，以養病為理由，回故鄉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書一職，由羅章龍代理。
毛澤東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離滬的。就在他離開十多天後——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毛澤東避開了大會，也正是他心境鬱然的寫照。中共“四大”在上海開了十幾天，由陳獨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會議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九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五人，毛澤東名落孫山，連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也未當上——須知，在中共“三大”，毛澤東不僅是中央執行委員，而且排名僅次於陳獨秀！毛澤東避開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預感到他的意見與“家長”陳獨秀相左，必定會在“四大”落選。中共“四大”，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還兼任中央組織部主任，這位“家長”手中的權更大了……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
蔣介石呢？他倦懨懨地從廣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便接到孫中山發來的電報：“滬執行部轉介石兄：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孫中山的電報，使蔣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內中“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一句表明，他在孫中山心目中頗為重要。於是，他在三月二日復孫中山，陳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緣由：“受人妒忌排擠，積成嫌隙，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蔣介石的話表明，他在國民黨內也非“春風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擠”，所以連國民黨“一全”代表都未曾選上。再說，在他當時看來，主持黃埔軍校校務，並非要職，更何況傳說以“程潛為校長，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包惠僧回憶錄》，一五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要蔣介石屈居程潛之下，作為一名副校長，這更使他“拂然而行”。繼孫中山的電報之後，廖仲愷又發了三通電報給蔣介石，催他南下。蔣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陣，在四月十四日才打點行裝啟程，二十一日到達廣州拜見孫中山。四月二十六日，蔣介石終於到任，在黃埔軍校作訓詞《犧牲為革命黨惟一要旨》。翌日，又作訓詞《怎樣才是真正的革命黨員》。五月二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這一天對於蔣介石來說是歷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軍權的開始——雖說當時的他並未完全意識到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從此，人稱“蔣校長”，這是他第一個帶官銜的稱謂。即使他後來成為總裁、總統，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歡稱他“蔣校長”——表明當年曾是他的學生，顯得更為親暱。
身為一校之長，時時處處為學生表率。蔣介石每日清早一聽到起床號就翻身下床，軍服筆挺，風紀扣嚴嚴實實，三天兩頭向學生髮表訓話，入夜則悄然巡視於各宿舍、教室……蔣介石養成了軍人生活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