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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便於架“橋”，他任命諶小岑為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如今雖已九十有六，記憶仍清晰。據諶小岑回憶，架“橋”時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軍首領左宗棠的後裔，任南京《扶輪日報》編輯，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下屬的徵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聯絡，但並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黨員。諶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辦過《生力》雜誌，與他頗熟。左恭從諶小岑那裡得知重要資訊，即趕赴上海，向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作了報告。中共上海臨時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敘及的小夥子。
大凡行跡詭秘、變幻莫測的人物，換一個姓名，如同換一頂帽子似的，不當一回事。董健吾時而姓王，時而姓周。這位小夥子時而姓黃，時而姓張，而他的真實姓名倒鮮為人知，叫王緒祥。如今，人們通常稱他張子華——雖說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書也照人們的習慣，稱他張子華。張子華是寧夏中寧人氏。一九三○年，年僅十六歲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擔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特科成員。他奉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之命，與諶小岑接頭。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諶小岑從南京趕來，住在那裡。不久，張子華便來到那裡。諶小岑如此回憶道：我們面對面坐下來，他答覆我他姓黃。緘默了幾秒鐘，我說明了來意，請他代為轉達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談判，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答應說：“願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來了，我們在一所清靜的房間裡談了兩個小時，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問題，由我答覆。黃君聽了之後，再次表示他願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個交通員來同我聯絡。交通員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後，黃君來對我說，希望南京派一個人到陝北去。這天，曾養甫正好來上海，經考慮，我們一時派不出適當的人來，還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為此奔走。幾天後，他來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辦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誰去呢？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指派“黃君”，即張子華，前往陝北。張子華曾任中共豫鄂陝邊區特派員，去過陝北一帶。正在這時，那位“紅色牧師”也受命啟程——雖說董健吾聯絡的是另一條途徑。於是，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決定讓張子華與董健吾同行。他倆由上海到達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斷絕。他倆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氣沒有迅速轉好的跡象，只得求助於張少帥。當張學良從南京方面得到證實，知道“王牧師”來頭不小，乃是行前見過蔣介石的人物，於是決定用飛機送“王牧師”及其“隨員”黃君前往膚施。不過，也正因為得到南京方面的證實，張學良知道了蔣介石的絕密資訊，知道蔣介石與中共之間有密使來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膽地與中共暗中來往。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毛澤東和蔣介石開始幕後對話
一時間，張學良也成了“橋樑”。他在與南京聯絡之後，又與陝北瓦窯堡聯絡。來自中共中央的覆電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紅色牧師”及其“隨員”。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鷹”飛機冒著風雪從西安起飛，載著那兩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進。漫山遍野，白雪皚皚。螺旋槳攪動著寒風，飛機在雲層中穿行，終於平安降在膚施城延河邊上。駐守膚施的東北軍接到張學良的命令，派出一個騎兵連，護送兩位密使，前往瓦窯堡。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千里迢迢，終於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紅軍邊防司令李景林親自在“邊境”迎接他們。當天，林伯渠、吳亮平、李維漢、袁國平在窯洞裡設宴，為兩位密使洗塵。兩位密使急於要見毛澤東。不巧，毛澤東正和張聞天、彭德懷在山西石樓前線。周恩來呢，也不在瓦窯堡。他和劉志丹正在瓦窯堡東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窯堡。當晚，兩位遠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裡。博古仔細聽取董健吾的報告，而張子華作為“隨員”並未多言。然而，在與“紅色牧師”談話結束之後，博古卻又單獨會晤了張子華，聽取了彙報——如前文所述，董健吾並不知道張子華也是中共特科成員。夜深，博古馬上向山西石樓發出“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的密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如前文所引，電報中，博古說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員，“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約十餘人”。也正巧，就在毛澤東接到電報時，那位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王世英正在毛澤東那裡，彙報關於和楊虎城密談的情況。三月二日，毛澤東致電博古及周恩來，要求他們和董健吾等一起趕往山西石樓，與他見面。董健吾因急於要回南京覆命，未能去石樓。張子華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