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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注意到這從巴黎傳來的駐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的重要資訊。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同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會談時，得悉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確有談判意願。於是，奉蔣介石密令，鄧文儀重返莫斯科，透過蘇聯當局，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進行了聯絡。中共代表團同意與鄧文儀接觸。於是，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面對面坐在一起，進行了秘密談判。這是國共兩黨自一九二七年決裂之後，頭一回直接進行談判。據鄧文儀回憶，他跟王明“懇談”，首先說及蔣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大”上提出的建議書，決定著手與中共進行接觸、談判。鄧文儀傳達了蔣介石的三項條件：
（一）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
（二）改編中國工農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作戰必須有統一指揮；
（三）國共兩黨間恢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繼續獨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細地傾聽著鄧文儀傳達的蔣介石三項條件。
鄧文儀還表示，蔣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鄧文儀說：“當然，紅軍不會接受國民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紅軍和國民政府間應交換政治工作人員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蔣委員長知道，紅軍沒有彈藥、武器和糧食。國民政府能夠給紅軍一定數量的武器和糧食，以及派出若干軍隊幫助紅軍，以便紅軍開到內蒙古前線，而國民黨軍隊將保衛長江流域。”王明馬上表示，紅軍不能“開到內蒙古前線”。因為那樣，意味著紅軍必須放棄陝北根據地。王明和鄧文儀的莫斯科會談雖說是短暫的，卻畢竟是歷史性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終於坐了下來，開始秘密談判。
王明還說明了實情：雖然共產國際是中共的上級，但是要進一步開展國共談判，還是要找在國內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澤東。只有毛澤東，才能最後拍板。鄧文儀迅即把來自莫斯科的秘密訊息，電告蔣介石。於是，蔣介石明白，“捨近求遠”不行。要解決問題，還得找老對手毛澤東！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肩負重任的“紅色牧師”
又一個重要的訊號，出現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上。這一期報紙刊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外交委員王稼祥對紅色中華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紅色中華社，即新華社的前身。談話稱：“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華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這清楚地表明，毛澤東願與蔣介石“攜手”！也就在這時候，一位神秘的牧師，從上海來到古城西安，求見張學良。他向張學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透過東北軍的防地，進入紅軍的防地！此人自稱姓周，名繼吾，是一位牧師。當然，他深知，光是說自己是牧師，未必能使張少帥答應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證件，那是孔祥熙親筆簽署的“財政部調查員”的委任狀。據云，他要進入紅軍防地進行“調查”。
張學良知道此人來歷不凡，沒有當場答應。在送走這位牧師之後，馬上發密電到南京。南京方面證實，這位牧師確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進行聯絡。張學良又用電臺跟瓦窯堡聯絡，那裡的回電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並請張學良提供方便，幫助此人前往瓦窯堡！這位牧師，居然在南京和瓦窯堡都得到認可，表明此人神通廣大。關於此人，後來，斯諾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記》中，多次若隱若現地提到他，寫到緊要關頭便打住。在跟斯諾交往時，此人不再姓周，卻改姓王，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他為“王牧師”。斯諾寫道，他要從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點”。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