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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精神失常，而是沒有能夠相應的敵手，無仗可打的石光榮像沒有敵手的堂·吉訶德一樣也不會放下手中的長劍，他滿腔的激憤和渾身的膽略會轉移到其他地方傾瀉。《激情燃燒的歲月》在另一層意義上是一出家庭戲，一出夫妻戲，孫海英和呂麗萍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演藝無疑為這出戏增添了諸多的光彩。把一個身經百戰、戰功屢屢的戰神放到一個家庭之中，就越發顯出石光榮是百無聊賴的堂·吉訶德。妻子褚琴成了石光榮的“風車”，石光榮和褚琴生活三十多年，便“戰鬥”了三十多年。在石光榮離休之後，褚琴對他說，你離休了，心裡憋著氣，窩著火，就往我身上發。其實，在劇中，褚琴始終是作為石光榮的“對立面”存在的，她身上的氣息都是與戰爭無緣的，她的存在就意味和平歲月、日常生活、家庭精神、世俗情懷、城市氣息，這與石光榮的鄉村本質、英雄氣概、戰爭熱情格格不入，她自然便成為石光榮無數次“掃射”的物件。但最終是褚琴戰勝了石光榮，回到家庭生活中的石光榮對孫子那種無條件的溺愛，說明親情的巨大征服力，老了的英雄、遲暮的戰神、剛強的硬漢也會表現他特有的“繞指柔”。
戰時與日常、終極與世俗，是人類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兩大表現形態，而社會分工和社會格局往往會把人放在兩種不同的情形中，就會產生錯位和逆轉。石光榮的困境不只是軍人與平民生活的困境，它具有某種抽象性和象徵性。一個人會碰到類似的情況，一個國家也會碰到相同的境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將經濟建設作為全國的中心，實際是從戰時思維向和平年代思維的大轉移，“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實際是戰爭年代思維慣性的延續，因而1977年以前的中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所碰到的種種尷尬與挫折，就在於沒有及早實現戰略目標的轉移，仍以戰爭的、軍事的思維方式來處理和平建設年代的問題，悲劇難免發生。這也正是石光榮讓我們覺得如此熟悉而又親切的原因。
三、土地情懷
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裡，有一個堪稱經典的細節，石光榮和褚琴新婚燕爾，後石光榮又奔赴前線，但此時褚琴懷孕，兩人上演了一出“十八相送”：石光榮已經離去，又轉回來將一塊土豆送給褚琴，觀眾都會心地笑了。因為在這以前，石光榮曾經對褚琴開玩笑說，想不到還是塊沃土呢（當時他剛得知褚琴懷孕）。用土地來比喻女人，用土豆來比喻孩子，是地道的石光榮式話語，來自蘑菇屯的孤兒石光榮是農民的後代，從小耪地，滿腦子的“形容詞”都只能與農耕莊稼活有關。
劇中還有一個有關土豆的細節，這便是他和另一個團長比賽吃土豆的情節，一筐土豆，兩人吃完還叫沒飽，嚇得司務長不知如何是好。食、色（生存、繁衍）都與土豆密切相關，顯示了石光榮的農民本色。蘑菇屯和部隊大院在劇中是石光榮活動的兩個舞臺，石光榮雖然走出了部隊大院，但滿腦子依然是蘑菇屯的思維和蘑菇屯的想像。劇中頗有深意地讓石光榮衣錦還鄉請蘑菇屯全村人在冰上雪地裡吃豬肉燉粉條，說明石光榮的價值參照系依然懸掛在蘑菇屯。這一方面使石光榮與基層人民保持血肉的聯絡，另一方面又讓他難以洗脫濃重的農民習氣。命系家鄉人民，在老家遭遇天災，農民面臨死亡危險的時候，他冒著違抗軍令受軍法處置的危險，擅自將戰備糧調到地方用於賑災救民，為家鄉人民做了大好事。但濃郁的農民氣息也時不時影響了石光榮成為嚴格現代軍人、現代軍事家。特別在電視劇中經常出現的那句“人比人人死，貨比貨貨扔”的口頭禪，是典型的農民精神勝利法。
在我上中學的時候時興“評法批儒”，法家是受到褒揚的，儒家則是被釘在恥辱柱上的。當時不明白什麼是法家，只知道法家重農抑商，重戰輕文。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去衡量石光榮的話，石光榮當屬於“法家”，因為他是一個農本主義者，除了喜歡打仗以外，就是喜歡種地，最有趣的是，他將院子裡褚琴種的花圃毀了，改為菜地，他覺得種花種草是浪費土地，改為菜地才是正道。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又應該慶幸石光榮沒有到城市去搞經濟建設，只是在那個小院子折騰他的蘑菇屯想像，如果他不小心擔任了一個城市的市長，那市裡的花圃、草地不全改良為莊稼地了？
我在看這一集電視劇時，馬上想到已故的著名作家高曉聲筆下的《陳奐生上城）寫一個土得掉渣的農民進城之後的奇遇，活靈活現地寫出了農民的質樸和狡猾。高曉聲後來寫了陳奐生系列小說，其中有一部叫《陳奐生出國》，裡面寫陳奐生住到一個美國友人家裡，陳奐生閒著無聊，渾身勁沒處使，便將友人家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