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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戰爭來保持“生態平衡”，來刺激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但戰爭是殘酷的，它是以無數人的生命為代價的，人們憎恨戰爭，憎恨世界大戰。
但有一種“戰爭”卻讓人鼓掌歡迎，這就是世界級別的足球賽，像世界盃、歐洲盃、美洲盃等高水平的比賽，都是偉大而美麗的“戰爭”。在這樣偉大的戰爭空間裡，人們儘可以把自己多餘的能量和極度表現自我的慾望盡情地釋放、宣洩，英阿的馬島之戰，阿根廷最終喪失馬島，可阿根廷球星馬拉多納在世界盃上連過“英軍”四人直搗龍門的英姿讓英格蘭人望其項背，甘拜下風。在世界盃這場不流血的戰爭中，個人的願望、國家的願望、地區的願望乃至洲際的願望被劃分得表達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記得1994年世界盃上，當韓國隊在小組賽上踢平西班牙時，整個韓國沸騰了，整個亞洲都沸騰了，連當時的中國足協副主席陳成達都激動地宣佈這是“亞洲足壇的榮譽”。為了讓亞洲在世界盃上獲得更多的席位，亞足聯全體成員國以全體退席的方式抗議國際足聯的領導機構，除了足球，恐怕難再有其他的外交活動讓亞洲各國如此心齊，如此步調一致聽指揮了。
這太有意思了。雖然人們再三宣告體育只是體育，足球只是足球，沒有意識形態和政治內容，但世界盃足球大戰顯然包含了遠比體育更為豐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種族的內容。1994年的世界盃在美國舉行，和美國人不共戴天的伊拉克人要求足球隊衝出亞洲，視打進決賽為“進入美國國土”的“軍事行動”和“政治戰爭”，這似乎成了海灣戰爭的延續與變奏。
足球在這樣的意義上似乎“拯救”了人類，它用虛擬世界大戰的方式將各國所蓄積的種種恩怨利用足球錦標賽這樣特殊的渠道釋放出來，雖然不能徹底消除戰爭的隱患，但至少可以緩解推遲戰爭的發生，更重要的是在高科技的時代，戰爭也越來越高科技化、越來越核武器化，戰爭這個怪物已經具備毀人類於瞬間的超常破壞力，在半個多世紀內沒有發生世界大戰，與原子彈這一類可怕的毀壞力有關。而足球大戰則是人類最初戰爭方式的迴歸，沒有武器，沒有硝煙，沒有死亡，人只有靠自身的身體力量和技巧去贏得勝利打敗對方，這不僅是戰爭的迴歸，也是人的迴歸。
另一種“新經濟”
2000年的歐洲盃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人們在為誰能奪冠而猜測不已，幾乎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加冕奪冠，球迷們為自己的國家隊能取得好的成績更是煞費苦心，使出了各種為國家隊加油的“招數”，不同國家的球迷為自己心愛的母隊甚至大打出手。為主隊吶喊，為祖國的榮譽而戰是每個人的責任。但是，偏偏有人這個時候大聲疾呼，自己的國家隊千萬不要奪冠！他們呼籲全體隊員“以國家利益為重，別一門心思要奪冠”。其情之切，比之球迷們奪冠的渴望還要迫切。
在人們普遍將足球的勝負與國家的榮辱聯絡在一起的時候，居然有這樣的“賣國賊”，很是奇怪，更為奇怪的是，疾呼者正是本屆歐洲盃大賽東道主之一的荷蘭人，當然不是荷蘭的球迷和足協，也不是新聞界，而是冷靜的荷蘭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們指出，如果荷蘭隊在本屆歐洲盃賽上如願捧得德勞內杯，將會導致國內經濟發展過熱，從而引起經濟上的一連串不良反應，影響社會的正常發展秩序。這一結論建立在業內人士多年的專業研究基礎之上。1996年德國隊在奪得歐錦賽冠軍之後，迎來了三年的經濟瘋長期，而法國自在國家隊奪取1998年世界盃冠軍後，國民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荷蘭經濟學家據此作出結論，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荷蘭一旦奪冠，會讓本已保持良好發展態勢的荷蘭經濟發生急速增長，為通貨膨脹提供了最適宜的溫床。而讓其他經濟增長緩慢的國家奪冠，會促進整個歐洲經濟的均衡發展，為歐洲的共同繁榮創造機會。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足球，並不是這些荷蘭經濟學家的創舉，也不是一種研究新的視角，而是足球運動從最初的競技遊戲功能已轉化為新興的產業，已成為一種新的經濟增長點。著名的意甲聯賽是足球運動產業化最典型的範例，意甲效益在整個義大利經濟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已成為義大利經濟的棟樑產業。荷蘭阿賈克斯足球俱樂部是著名的“造星工廠”，他們每年向全球各大俱樂部輸出的球員，獲取了極為可觀的利潤。每屆世界盃的主辦國，都會獲得較大的經濟效益。像國際足聯更是富得冒油的組織，和窮酸的聯合國機構相比，有天壤之別。
足球運動的發展刺激了諸多經濟行業的發展，旅遊、交通、飲食、建築等都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