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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鬥，是古典英雄大顯身手的經典場面。只有這種血腥的廝殺才能夠顯示出英雄的本色來，沒有暴力，就沒有英雄。
人與動物的對抗以動物的潰退漸漸冷落，到後來就發展為人與人的對抗，就出現了暴力的最高形式——戰爭。戰爭中大量生靈塗炭，一將成名萬骨枯。我們在歡呼英雄誕生的同時，往往會忘記那些死去的生靈。但戰爭又從另一個方面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推動文明的發展，也就是歷史學家常說的，歷史的槓桿。戰爭是一種暴力對另一種暴力的制服，英雄則是運用暴力出奇制勝的高手。人類可以沒有戰爭，但人類不可能沒有暴力，人類制定的法律便是暴力的一種合法使用，國家專政工具是用來捍衛法律的尊嚴的。
但是在和平的年代裡，人們渴望比日常生活更有戲劇性的英雄出現，因為在英雄身上凝聚著許多的衝突和對抗，而這些衝突和對抗往往會意識形態化。古巴叢林英雄格瓦拉至今仍被一些人提及，並不是要真的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而是他身上的那股草莽氣息和英雄本色具有眩目的光暈，他一心一意執著於暴力革命的理想，在蒼白的日常生活裡是一股灼人的烈焰。中國的“文革”也是和平年代裡發生的暴力事件，它所以能夠激發那麼多“紅衛兵小將”瘋狂投入，就在於江青等人利用了青年人的英雄崇拜和暴力表現欲。幾乎同時發生的法國巴黎的“五月風暴”也是由語詞的暴力轉向行為的暴力，這場以語詞顛覆和語詞暴動為思想基礎的學潮最終走向了暴力革命，後來引起了思想界的反思。
暴力話語天然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在部隊里長大的作家朱蘇進說，“最優美的最危險”。這是他對強殺傷力武器的認識和理解。暴力話語本身就是一種武器，具有很強的殺傷力，它在白熱化的階級鬥爭和民族矛盾中屢屢發揮巨大的效力。毛澤東著名的“5·20宣告”，同樣是一種壯美。我學習“5·20宣告”時還是一個小學生，但當時帶給我的震撼到現在猶可觸及，“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何等磅礴的氣勢，何等豪邁的口吻。氣宇軒昂，字句鏗鏘，是大軍出征，又是長河落日，真讓人熱血沸騰，你覺得那就是真理，那就是終結，那就是拋頭顱灑熱血的價值所在。現在想來，當時我對“5·20宣告”的內容全然無知，只是被那種氣勢、那種力量所懾服。現在想來，這種懾服與當時的文化核心有極大的關係。幾乎所有這種話語都帶有強烈的煽動性和迷惑力。而平和的常識與普遍的規律性往往都是最令人乏味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靜所厭倦的是生活的常識和普遍的規律，學究氣的餘永澤是一種非暴力的象徵，但他對林道靜的吸引力遠遠不如盧嘉川、江華等革命青年，因為盧嘉川是“長夜裡的一道閃電”，而餘永澤則是一個平靜、平庸的書齋。
在巴黎舉辦的世界盃賽場，法國守門員巴爾茨以高超球技阻止了超級球星羅納爾多的多次進攻。
暴力話語必然是一種宏大敘事。施暴者必然要做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架勢。常常聽人埋怨說，現在的文章沒有激情，沒有文采。有人甚至說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雖然反動透頂，但他們的文章還挺有文采。這等於說刑場上的死囚臨刑前還挺男子漢的。張姚的文章是徹頭徹尾的暴力話語，充滿了“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漏過一個”的氣息。當時有一篇叫《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宏篇大論，全文透出的凜冽的殺氣和霸道，不能不說沒有氣勢，也不能說沒有文采。這就像當年希特勒的演講被戴上真理的光環一樣，迷惑了一大批的德國人，他的理論與“四人幫”的政治綱領並不一致，但同樣的反動，同樣的氣壯如牛，也同樣地能煽動人心，但最終也同樣把國家民族帶入災難的廢墟。暴力必定製造廢墟，但廢墟在形成過程中爆炸的一瞬間所產生的輝煌也會產生一種激動人心的悲壯美。
F足球也是上種暴力話語。
觀看足球賽更像一場集會，手持小喇叭，高舉小彩旗，拉拉隊在“托兒”的召領之下掀起一陣又一陣的“墨西哥人浪”，鑼鼓喧天，鼓手赤著上身，頭扎標語，活像古典祭祀的場景。
我有一種不太恰切的聯想，現在甲A、甲B各俱樂部大旗一豎，招兵買馬，拉出個山頭，有點像“文革”期間的戰鬥隊和司令部，而球迷則像各派的忠實擁躉，球迷們“遠征”客場為己隊加油助威，則有點像當年的紅衛兵“長征”、“串連”，那些球迷的大小頭目和代表人物在“文革”期間也肯定是大腕級的“五星”紅衛兵。現在足球俱樂部取代各個派別山頭，聯賽取代混亂不堪的文攻武衛，是時代的一大進步。足球比賽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