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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組時，每一場演出我都現場演唱——104場。我總得強調“是的，我會唱歌”，對此我已經厭倦了。但是我的專輯會證明那一點。
媒體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們對我們的表演挑不出其他毛病，而表演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那可不是像根木頭一樣站在麥克風前面的事。表演是歌迷想要看的東西，就我而言，他們從我這兒能看到的就是表演。
因為那就是我，一個表演者，一個訓練有素的舞者，而以前我一直沒能展現出來。
大約八點半時，我和大衛回到曼登林旅館，和戴恩以及他當時的女友喝了一杯。我們在等我的家人來，我們要一道去米利貝拉慶祝克里斯琴的21歲生日。“科爾斯”演唱組也在那兒。那一週他們事實上拿了第一，因此我和大衛走過去向他們祝賀，並和他們喝了一杯。九點半左右，我的家人到了，我們就離開了。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我的公關助理卡羅琳·麥卡蒂爾的電話。“那麼，”她說，“昨天晚上有些喧鬧，是嗎？”
我說，“怎麼講？”她告訴我，她一夜沒睡，處理報界得到的一則訊息，說我和大衛在曼登林旅館呆了一夜，我們吵得很兇，在房間裡亂扔東西。其他所有的客人都抱怨我們在那兒開派對。後來我們如何被趕了出去。卡羅琳告訴報界，這純粹是胡說八道，並竭力讓他們不要登報。
卡羅琳工作很努力。她過去為範思哲工作，穿著非常時髦，很會處理公關方面的事務。要是沒了她，我真不知道會怎樣。不論是我、大衛、我父母，還是露易絲，這都不重要，只要是跟我們家有關的事，她都盡力幫忙。露易絲開始做模特，做電視工作的時候就是卡羅琳幫她聯絡造型師，籤合同。
但報界為什麼要編這樣的故事呢？他們簡直是純粹和我過不去。我真不能忍受。更糟糕的是，我、大衛和布魯克林計劃好第二天飛往馬略卡島（位於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島）度假一週。一切都是用假名字預訂的，但前天我們不得不告訴航空公司我們的真實姓名——這是法律——而那兒的某個人卻決定拿起電話來將此事告訴了媒體，藉機掙幾百英鎊。
阿倫·愛德華茲打電話來告訴我說新聞界掌握了所有的細節。他是另一個該獲獎章的人，因為他為我們所做的一切，而且不僅僅是有麻煩的時候。說到我的個人專輯，他從一開始就支援我。我們付他多少錢都不夠。（只是開個玩笑，阿倫。）
為此我取消了旅行計劃。因為我們將要住的不是一傢俬人別墅，而是理查德·布蘭森（維京公司總裁）的“瑞斯丹莎”旅館。任何一個攝影記者只需花上一頓飯錢，就可以走進大門，把我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
很偶然地，那天早晨我們在哈羅茲給伴舞買香檳時，穆罕默德·阿爾·菲耶德（英國哈洛德百貨的老闆，英超球隊富爾漢姆的主席）說，如果我們想離開一陣子，可以住在他在聖特洛佩（法國的旅遊度假勝地）的家裡。
我給他打了電話。
兩天後，我們到了聖特洛佩，但是什麼事都不順。開始是我們的航班被取消了——我們在希思羅機場呆了一宿。
太好了。
穆罕默德·阿爾·菲耶德在聖特洛佩大概有五幢房子。
我們呆在一所他為客人準備的房子裡。真是個不錯的地方——有廚師、有你可能會需要的一切，只是游泳池邊缺一個可以放嬰兒的安全的地方。所以每天在我給律師打電話的兩個小時之內，大衛只能不停地跑來跑去護著布魯克林以免他撞到玻璃桌、或是溺水。我和律師談的是在馬克·尼波里特案件中牽涉到的每個人的書面陳述。
第二天，穆罕默德·阿爾·菲耶德打電話來，說他的孩子們很想見我們，問我們能否到他的遊艇上與他們共進晚餐？
遊艇對孩子友好的程度跟那所房子差不多——他自己的孩子比布魯克林大得多。布魯克林像龍捲風一樣橫衝直撞，我們一分鐘也不敢鬆懈。
我累極了，我只希望一切都停下來。我記得有一次在阿爾頓塔的過山車上，對這個東西討厭了起來，我哭了，我想讓它停下來，我想下去。現在我正面臨同樣的情形。我是這個國家最富有、最成功的女性之一，報紙是這樣說的，而我卻連一個該死的假期都過不好。第二天早晨，我給媽媽打電話，不停地哭。後來我才知道我打電話的時候她正在雅典衛城。我太傷心了，甚至都沒問她在哪兒。“趕快回家來，”她說，“桑德拉和我會照顧布魯克林，你別擔心。”露易絲和利伯蒂也在家的，因此“兵兵”就可以和“碧碧”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