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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經完成了。總統重申了他結束戰爭的決定。我然後又給施瓦茨科普夫掛電話，並轉告他，白宮知道將有部分伊軍漏網，但這種情況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9時02分，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講話：“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軍隊被打敗了。我們的軍事目標實現了。我很高興地宣佈，東部標準時間今晚午夜，在地面軍事行動開始以來整整100小時和‘沙漠風暴’行動開始以來6周的時刻，全體美軍部隊和多國部隊將中止進攻性戰鬥行動。”
講話結束後，布什總統和夫人邀請全體成員上樓到他們寓所內進行非正式慶祝。招待員傳送著飲料，我飲著我常喝的蘭姆酒和可口可樂。這是一種欣慰多於慶祝的氣氛。我們未給喬治·布什造就另一個“歐戰勝利日”。但他仍說：“我很滿意。沒有比這更好的結果。”他認為我們做了應做的事，而且我們勝利了。未過一小時，我回到邁爾堡6號寓所。我想告訴阿爾瑪，我們剛打贏了一場戰爭，但她已經進入夢鄉了。
時光流逝了130多年，歷史學家們仍在辯論喬治·米德將軍的決定——不讓北方聯邦軍在葛底斯堡取得勝利後追擊羅伯特·李將軍的部隊是否正確。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到現在已半個世紀，學者們仍對艾森豪威爾將軍不把蘇軍趕回柏林的決定有不同看法。而且我預計，從現在起的數年內，歷史學家們仍將問我們為什麼不打更長的時間並殲滅更多的伊軍。批評家們會論證說，我們應當擴大我們的戰爭目標，包括攻佔巴格達和把薩達姆趕下臺，就如我們在巴拿馬對諾列加和巴拿馬國防軍所做的那樣。批評的人中甚至包括克勞海軍上將，他曾在國會作證時主張繼續制裁，反對戰爭；但是他在回憶錄中卻說我們應當把仗打下去，並擴大任務範圍，抓住薩達姆·侯賽因。
於事無補的是，在戰爭結束後一個月，施瓦茨科普夫在公共廣播公司的節目《與戴維·弗羅斯特交談》上露面。關於結束戰爭的決定，諾姆先是說：“我向鮑威爾將軍報告情況。他和我進行討論，我們是否算實現了我們的軍事目標即作戰目標。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過了一會兒諾姆又說：“坦率地說，如你所知，我的建議是繼續進軍。我的意思是，我已將他們打得潰不成軍，我們本可以繼續打下去，給他們造成巨大的破壞。”
第二天早上，我的白宮直通電話鈴聲響個不停，迫使我坐下來細聽。喬治·布什表示很傷心，當然也有些氣憤。諾姆是什麼意思？停止戰爭前大家同他商量過。如果他當時要求給予更多的時間，戰爭將不會在那時結束。總統說：“我還親自同諾姆談過。”
我和總統一樣感到失望。實際上，施瓦茨科普夫對戴維·弗羅斯特所說的話簡直把我氣瘋了。我給在利雅得的諾姆打電話說：“你這樣說是不對的，你是說總統犯了錯誤。好像你給他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建議而他沒有理睬。”
“這絲毫不是我的意思。”諾姆回答說。
我說：“可是它給人造成了這種印象，現在傳播媒體正在猛烈抨擊總統。”
諾姆·施瓦茨科普夫不愧是個民族英雄。但是他關於戰爭結束得太早的批評反而削弱了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很難過。總統始終是個忠實的人，他獲悉諾姆感到受了傷害後，再次給他打去電話，要他不要憂慮。誠然，我感到需要把事情說個明白。施瓦茨科普夫參與了停戰決策，他現在好像在與之拉開距離。我在與諾姆核對後發表了一則公開宣告，內容如下：“施瓦茨科普夫和我兩人都支援在1991年2月27日午夜12時（東部標準時間）結束‘沙漠風暴’作戰行動，一如總統的全體顧問所做……沒有相反的建議。沒有不同的意見。
沒有進行辯論。“
諾姆開始從他對弗羅斯特所說的話往後退卻，在他的《並非英雄》一書中，他解釋了他的想法：我本能的反應是迅速停火將拯救生命。如果我們過了星期四繼續進攻，我軍部隊將有更多的人被打死，也許不會很多，但總會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使命：我不久前剛對美國人民說，伊軍所剩的兵力已不足以構成地區性軍事威脅……我們將那個小子狠揍了一頓，任何人都毫不懷疑，我們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且傷亡人數極少。為什麼不結束它？為什麼明天再讓有的人被打死？於是我定下了停火決心。
施瓦茨科普夫絕對正確。但是，對於半途而廢、功虧一簣的指責仍難制止住。而事實真相是，伊拉克依靠一支50多萬兵力的軍隊發動戰爭，其中大約一半投入到科威特戰場，他們在這裡傷了元氣。在海灣打了這一仗後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