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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回電話給我說：“我打算退休，我瞭解你們這幫傢伙今後幾年準備幹些什麼。你們將裁減軍隊，把軍隊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沒有幹這種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該死的政客們打交道，也受不了你們面對的那些汙七八糟的事情。”
我告訴他，我們希望把軍隊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亂。不過，他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舉，在戰場上獨斷專行的環境下，碰到這種情況時，他可以把它頂回去。但是到了華盛頓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陣子，戰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達給予更多的承認。薩達姆作出反應，派兵鎮壓起義。在北方，庫爾德人試圖擺脫伊拉克的統治。兩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說，即使它們獲得成功，這也不是我國政策的目標。不過，布什總統慷慨陳詞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薩達姆，可能對叛亂分子起了鼓動作用。但是，我國的實際意圖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夠的實力，繼續對伊朗構成威脅，因為後者仍對美國抱著勢不兩立的敵視態度。
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無視反叛的庫爾德人日益惡化的困境。薩達姆殺了個回馬槍，將50多萬庫爾德人逐出家園，驅趕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長的山區。由於缺乏食物、住所和醫療條件，他們在這裡開始死去，死亡的人數每天達600人之多。布什總統指示我們開展名為“給予安慰”的救濟行動，由當時已晉升中將的約翰·M·沙利卡什維利領導。然而在這種荒無人煙的山區環境中，庫爾德人無法長期存活下去。他們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園。把他們送回去並保護他們不受薩達姆的報復是一項艱鉅任務。
傑克·高爾文作為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從比利時的蒙斯發號施令，他對在該地區的美軍實施遙控。有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在華盛頓，傑克在比利時，倆人各在面前攤開一張地圖，在上面畫出一個“安全區”，即圍著伊拉克庫爾德人城市的一個地區，不準薩達姆的部隊進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紀20年代的一名英國外交官，在一家紳士俱樂部的桌布上勾畫出像約旦和伊拉克那樣的國家。我稱擔任泛歐角色的傑克·高爾文為“查理曼大帝”，並且告訴他，他現在成了名副其實的王國締造者。在劃出安全區以後，我們命令伊拉克軍隊撤出該地區。他們拒不從命。我們炫耀武力，他們就撤走了。在7個星期之內，“給予安慰”行動將近50萬庫爾德人送回了家園。我看著沙利卡什維利高度熟練地處理這種政治和軍事混亂局面，再次斷定：他是一名堪當大任的軍人。
部隊回國時，全國一片歡騰。我參加了芝加哥和華盛頓的祝捷遊行。在紐約百老匯大街遊行時，人們向我們拋投紙帶以示歡迎。阿爾瑪和我乘坐一輛白色的1959年“別克”牌敞篷汽車。在我們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們後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倫達。我們的保安人員要求男人穿著裝甲防彈背心。我說：“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夠豐滿的了。”諾姆同意，而切尼也依從我們的軍事判斷力。處於活動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動，這種場面我只在歷史書裡和歡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爾或麥克阿瑟凱旋的新聞片中見過。諾姆是新澤西州人，我是紐約人，五彩繽紛的紙帶和紙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們的汽車上，氣球隨風飄蕩，成千上萬的人向我們熱情地歡呼。我們是兩個功成名就的家鄉人。在祝捷隊伍中游行的海陸空軍將領還有：約翰·約索克、沃爾特·布默、查克·霍納、斯坦·阿瑟。我們大家只是真正英雄們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軍、第七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是飛行員、水兵和海岸警衛隊隊員，他們讓美國人民重新感到自豪。遊行隊伍中還有我們盟國的代表，有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老戰士，他們終於得到了早該得到的承認。
各軍種參謀長坐在看臺上，他們的貢獻大都未受到歌頌，但是他們極其出色地準備好了他們的部隊，並且向切尼和布什總統獻計獻策。全國人民感謝卡爾·沃諾上將、弗蘭克·凱爾索海軍上將、託尼·麥克皮克上將和阿爾·格雷上將，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戴夫·傑裡邁亞海軍上將和海岸警衛隊司令比爾·基姆海軍上將。“沙漠風暴”行動是協同配合的傑作，它涉及我國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華盛頓的鮮為人知的國防機構，它們提供了後勤支援、情報、通訊、地圖及所有其他許多不上光榮榜的勝利因素。
我們全體軍人得到了國務院、國防部和白宮的文職領導人的堅定支援。對錶揚最受之無愧的當數布什總統。他實現了他的諾言：“不能按兵不動。”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