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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鎖後我們可以打死、打傷或俘虜被圍的共和國衛隊的所有士兵。但這不會使薩達姆的未來行徑發生絲毫變化。伊拉克擁有2000萬人口，它始終能夠對只擁有75萬人口的彈丸鄰國——科威特構成威脅。不管有沒有薩達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國衛隊，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賴於該地區的盟國和美國的安排，這是戰略現實。另一個現實是，1991年，我們在戰場上痛擊了伊軍，而且在實現聯合國目標的同時，使伊軍遭到殲滅性打擊，並且使它喪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們在將薩達姆的部隊逼得四處逃竄之時為什麼不向巴格達推進呢？或者換種方式說，我們為什麼不擺動球門柱呢？人們往往會忘記的是，雖然美國走在頭裡，但我們率領的是一個國際聯盟，執行的是聯合國明確規定的任務。這一任務完成了。總統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隊送回國內，這本來將成為引人注目之舉，但由於後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國人民保證，“沙漠風暴”行動不會成為波斯灣的越南戰爭，他實現了他的諾言。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看，聯盟，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從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戰前，我收到了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查爾斯·弗里曼發來的一份電報的副本。“由於種種原因，”弗里曼說，“我們不能謀求伊拉克無條件投降並由我們佔領它。摧毀伊拉克或將它削弱到伊朗和（或）敘利亞不受它制約的程度不符合我國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話多明智啊。將伊拉克分裂為各自為政的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族政治實體，將無助於我們希望在中東地區建立的穩定。避免這種分裂結局的惟一途徑是主要由美國征服和佔領一個2000萬人口的遙遠的國家。我不認為這是美國人民會支援的做法。
當然，我們很希望看到薩達姆因給伊拉克帶來慘重的人員傷亡和巨大的破壞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而且，總統把薩達姆說成是魔鬼的化身，也無助於公眾理解為什麼允許他留在臺上。不過，這也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薩達姆倒臺，他必須由一個在某種沙漠民主國家中的傑斐遜的追隨者所取代，在這個國家中，人民在拜讀古蘭經的同時還閱讀《聯邦主義檔案》。最後我們很有可能面對的是一個叫別的名字的薩達姆。我在全國各地旅行時，一些人的父母親常常前來對我說：“將軍，我們希望你知道我們的兒子（或女兒）曾參加過海灣戰爭。”在我聽後總是有點擔心地問道：“我希望他們一切順利。”他們通常回答說，是的，並對他們家裡的軍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謝。在海灣戰爭中，共有147名美國人獻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從軍事統計的數字看損失不大，但對出事的每個家庭來說卻是一場悲劇。我會見過其中一些家庭，他們的不幸令人傷心。更令人傷心的是，本軍的火力造成大量傷亡，使這種悲劇悲上加悲。我感到寬慰的是，我無須對更多的父母親說這樣的話：“我很抱歉你的兒子或女兒在圍攻巴格達的戰鬥中犧牲了。”我堅守自己的崗位，支援總統關於何時和怎樣結束戰爭的決定。我為此而感到一種當之無愧的驕傲。
“沙漠風暴”不僅實現了它的政治目標，而且它開始扭轉中東長期敵對的氣氛。約旦國王侯賽因和巴解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是在海灣戰爭期間對伊拉克立場表示支援的惟一兩個主要的阿拉伯領導人，倆人的地位都因他們的立場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後，他們試圖與以色列和他們的其他鄰國達成和解。“沙漠風暴”後舉行的馬德里中東和會，開始了這樣一個程序，它導致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於1993年9月達成了歷史性的協議，並且導致侯賽因與以色列於1994年10月締結了和約。美國今天享有“沙漠風暴”前得不到的進入該地區的權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質也在衝突結束後獲釋。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處境孤立，並繼續處在聯合國檢查人員的監督之下。這樣的底線不算壞吧！
我對當代世界數一數二的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對“沙漠風暴”的評論感到滿意。基根寫道：“不管說了哪些趕時髦的話，海灣戰爭確實是一次周密規劃和打得很漂亮的軍事勝利。”它實現了軍事行動的最高目的：“為了維護秩序而戰。”
報道戰事的許多記者和他們在國內的媒體老闆都抱怨說，軍方對他們控制過嚴。他們不能到新聞訊息源組織採訪新聞。沒有軍事護衛人員，他們不能到戰場實地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傳奇記者厄尼·派爾曾經從歐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灘頭堡傳送訊息，批評我們的人拿他作為例子當面指責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