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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當軍事助理的時間為兩年，這時間快要滿了。因此，我隨時準備接到命令，而威克姆帶給我的確實是好訊息。我將被派往德國接任第八機械化步兵師師長。我要替換的是查爾斯·“比爾”·戴克少將，他是陸軍中最有朝氣的軍官之一。當晚我回到邁爾堡的家中時很有些飄飄然。我將告別首都的官場，回到真正的軍旅生涯中去了，而且是在闊別德國27年之後重返那裡。在後來一次隨部長到西德去時，我藉機造訪了戴克，聽他介紹情況。我急不可待地要去接管那個師。
我的歡樂持續了3個星期。威克姆到我的辦公室來了，我覺得這不是好兆頭。“科林，”他說，“我對你的指揮才能毫不懷疑。”
“是的，但是……”我說。
“但是溫伯格部長一直跟我提這件事。他說他對你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同你的關係很不尋常。你在這裡起的作用比在任何野戰軍指揮崗位上都更加重要。我今天帶來的恐怕是既有好訊息又有壞訊息。”
我不用算卦也能猜出他帶來的壞訊息是什麼。
“我再找一位師長並不難，”威克姆接著說，“部長說他這裡需要你。所以你還得留在這裡。我要告訴你的好訊息是，一年左右之後，我們會讓你指揮一個軍。你不必經過師長這一級就可以當軍長。”
威克姆走後，我走進溫伯格的辦公室，當時他正在嚼一塊長形巧克力。他像一位剛剛制止了一個要離家出走的浪子的父親那樣招呼我。“這麼說，這件事就算定下來了。你留下來，”他說，“明年，你就不是指揮一個師，而是兩個了。”像部長這樣的人自然懂得防務策略，但卻不懂得陸軍中的規矩。我越過師長一級直接升為軍長並不一定會受到同事們的欽佩。事實上，有些人會對這種做法表示反感，發些有關“政治手腕”的議論，而且他們這樣議論也是頗有道理的。威克姆向我保證說我的情況不同，這樣做不會激怒那些魯莽的傢伙。我卻不信。我還記得那位曾得到白宮獎學金的同事，他雖然透過施加政治壓力而被提升為上校，但他的軍事生涯也就此完結了。然而，今後這一年，我除了部長辦公室外面那張桌子之外，是什麼也指揮不了了。
每天早上我都會收到一個黑色的塑膠箱，裡面裝的都是傳遞於世界各地、被我們的電子監聽公司——國家保密局——所截收的最機密的情報。一天早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助理阿瑟·馬羅海軍中將來我這裡，使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情況。國家保密局截收到的一些最令人感興趣的情報，部長辦公室竟沒有收到。於是阿瑟便自行決定把被扣壓的材料拿給我看。我看到的東西讓我大吃一驚：一些花錢收買的外國中間人顯然正在里根政府某些官員和所謂的伊朗“溫和派”之間撮合一項武器交易。麥克法蘭的建議顯然正在積極地實施。這些資訊的內容固然令人驚訝，但同樣使我不安的是，為什麼不讓部長辦公室知道此事？
我把這些截收到的情報拿給溫伯格看。他每次給麥克法蘭打電話都試圖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國家安全顧問始終守口如瓶。最後，有一天，溫伯格實在氣極了，他把我找去說：“科林，我們是從什麼人那裡得到這些材料的？”我解釋說，是馬羅將軍偷偷給我們的，他是從國家保密局弄到的。
“果真如此，”溫伯格說，“難道國家保密局不歸我管嗎？”
我說應當歸他管，它是屬於國防部的。國家保密局局長威廉·奧多姆中將是溫伯格的部下。溫伯格說：“你給奧多姆將軍打個電話，問他是在為誰工作？”
我回到辦公室就給奧多姆打了電話，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感覺到了一個受夾板氣的人的兩難處境。麥克法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倚仗白宮的權威，指示把截收到的這些情報送給極小的圈子看，把國防部排除在外。我們立即澄清並糾正了這件事。
溫伯格繼續斥責同伊朗的這種武器交易。看來，這筆交易把最卑鄙的不良商人都吸引來了。不過，對總統的忠誠仍舊是溫伯格思想中的一條主線。
擬議中的這個武器交易是個糟糕的主意。但在當時，這只是個壞政策，還不是致使總統倒臺的犯罪行為。高階官員不能一同總統有分歧就大動干戈。而且，在當時看來，這個計劃由於其本身的愚蠢，遲早會破產。但是，我們低估了總統對這個計劃的支援，也低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把它付諸實施的決心。
這項武器交易對里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人質獲釋。人質的家屬來到白宮，總統無論到哪裡去發表講話，他們都跟著他。他們的呼籲影響了他。總統希望人質能獲釋，而且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