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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那次包圍持續了890天，單是被炸死和餓死的平民就有83萬之多。
“整整18個月，”阿赫羅梅耶夫說，“我沒進過屋子，即使在氣溫低至零下50℃的時候也是如此。我兩個冬天都露宿在外，從沒過過一天暖和日子。老是打仗，老是捱餓。”他說話時，屋子裡沒有半點聲響。“而且，死人那麼多。像我這種年紀的男孩10個裡有8個都死了。我的32名中學同班同學中，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活了下來。”
對於這位老元帥講的故事，我有兩個反應，一是對一位軍人的勇敢精神的欽佩，二是意識到，不僅是為了拯救俄國，而且也是為了維護那個馬克思主義的虛假的神，付出這樣大的犧牲，這一事實對於阿赫羅梅耶夫來說該是多麼難以接受。他理解實行改革的必要性，也支援改革。但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是隻要改革、而不想放棄老的信仰。
去日內瓦之前，我必須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誰接替我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二把手，在我外出期間替我料理委員會內的事務。我同前國防部長卡普·溫伯格過從甚密。我同現任國防部長弗蘭克·卡盧奇的關係也同樣密切。而且，我本人是個軍人。我需要打消任何這樣的看法：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防務部門獨家把持的一個分支機構。我找到了一個非常合適的人，他就是現在擔任負責海洋、環境和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這樣一個沒有什麼作為職務的約翰·D·內格羅蓬特。內格羅蓬特是國務院外事部門的職業外交官。我喜歡他的管理風格，外柔而內剛，實在是少有的結合。而且，作為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約翰來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會有助於消除認為我是國防部的人這樣的看法。我還對卡盧奇和我共同組建的班子做了其他一些調整。保羅·史蒂文斯由法律顧問升任我的行政秘書；尼克·羅斯托接任他的法律顧問職務。羅曼·波帕迪烏克擔任我的新聞助理。
在軍隊中，我們對手下的人做評價，調動一些人的工作是常有的事。這時，我已經確定了一套“鮑氏用人規則”。我重視部下的智慧和判斷力，特別是預見能力和全面看問題能力。我還重視部屬的忠誠、正直、有幹勁、待人熱情、辦事沉著冷靜，並具有要把事情做好的願望。學者和專家有學問，固然是寶貴人才。但是，我最需要的是能幫助我使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列火車準點行駛的人。
從日內瓦回來之後，我飛往加州，到聖巴巴拉北面聖伊內斯山中的里根牧場去向總統彙報現已談妥的中程核力量條約，當時總統一家正在那裡過感恩節假期。那座牧場的房舍之簡樸令我驚訝。房子很小，而且連暖氣都沒有。我進了屋子，看到里根總統身著格子襯衫、牛仔褲，腳上登的是一雙靴子，顯然是一個處於自然狀態的人。南希·里根在我們身邊轉來轉去，一字不漏地聽著我們的談話。在我彙報我們同蘇聯人達成的協議的時候，總統喜形於色。這不奇怪，因為他是開始銷燬核武器的第一位美國領導人。
白宮工作人員住在聖巴巴拉的巴爾的摩四季飯店。我從牧場回到那裡後，總統的新聞秘書馬林·菲茨沃特在路上攔住我：“現在該你‘下水’了。”馬林說。他希望我到附近的喜來登酒店去向駐白宮記者團介紹一下中程核力量條約以及在日內瓦會談的其他問題。我要談的是“背景情況”。這就是說，我將成為在新聞報道中引述其講話而不披露姓名的“政府高階官員”。
駐白宮記者團有時會厲害得像吃人的猛獸。為了為第一次亮相做準備，我使出了30年前在本寧堡步兵學校教官訓練班上學到的招數——怎樣站立、怎樣走動、怎樣使用手勢和聲音（決不要咳嗽或移動雙腳）、怎樣組織你的思路（先告訴他們你要對他們講什麼，接著對他們講你要講的事情，然後再告訴他們你剛剛對他們講了些什麼）。交流畢竟是交流，不論你面對的是候補軍官學校的學員還是薩姆·唐納森①。
不過，當我走向麥克風時，我仍有一種接近地雷區的感覺。我解釋了這項條約和其他問題，然後讓大家提問。頓時，空氣中充滿了軍備控制的行話：“密碼遙測技術”、“投擲重量”、“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等等。在我一一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之後，我的信心也增加了。這時，問題轉到了我們和蘇聯人商定的兩個核查地點——猶他州的馬格納和西伯利亞的沃特金斯克。哪個地點更好？一個記者挑逗似的問。我說：“要是讓我選擇的話，我選馬格納，沃特金斯克是個相當荒涼的地方。不過我保證，我們一定能讓美國有線電視臺的人員到那裡去採訪。”記者們笑了起來。我不僅裝成輕鬆的樣子，我也確實感到輕鬆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