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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里根和溫伯格所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結束了美國人民同他們的保衛者之間長期存在的疏遠狀態。這段時間內，裂縫癒合了：美國再度伸出雙臂，擁抱它的武裝部隊。
3月16日，我離開了五角大樓，開始做走上新崗位的準備。我走過溫伯格辦公室外面的崗哨（我始終未能將他們撤掉）時，向警衛行了軍禮。我交回了我的身份的真正標誌：濱河大門口停車場的停車牌。對於為我的祖國效力，我除了感到自豪之外，從來沒有別的想法。今天，我覺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高大了。這也許是我的想象，但我確實覺得，在里根—溫伯格時代，每一個軍人也都變得比以前高大了。
第13章 “弗蘭克，你要毀掉我的前程”
對於擔任第五軍軍長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絲憂慮。從我在坎貝爾堡指揮一○一空降師第二旅那個時候到現在，已經過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戰軍中擔任過的職務是傑克·赫達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師長，在那個職位上沒有成為喬治·巴頓那樣的人物。而且，直至現在我仍然對越過師長這一級直接升任軍長感到不安。我決心證明自己是個能幹的帶兵將領，而不是五角大樓繁殖的政治將軍。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換的那位軍官——羅伯特·L·“薩姆”·韋策爾中將並不急於縮短他自己的任期，因為他卸任後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國報到以前的這幾個月趕快複習一些軍事課程。阿爾瑪和我還用3個星期的時間突擊學習德語，每天學8個小時，每週學習5天。我比她有一丁點兒優勢，那就是在紐約市立學院學德語時得過一個“C”和一個“D”，而且在上次駐德期間學過一些詞彙，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類的日常用語。德語中的不規則動詞使阿爾瑪很傷腦筋，所以我實際上得用槍口頂在她腦門上才能逼她學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由於這段時間德國的恐怖主義猖獗，我們兩個都得上一個稱作“防身駕駛術”的課程，上課的地點在西弗吉尼亞的一個賽車道上。他們讓我們圍著車道高速行駛，在85英里的時速下急轉彎，練習如何躲避恐怖分子，還教我們如何以極高的速度轉圈，朝相反的方向駛去，就像一個逃避追捕的黑手黨司機。最後一課是猛撞一輛擋路的汽車。你要撞得恰到好處，既要把它撞到路邊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車撞壞或者把自己撞死。這門課阿爾瑪未能畢業，不過她也不怎麼在乎。
我一個人先去西德，不久，阿爾瑪、琳達、安妮瑪麗以及我們的貓麥克斯也去了。她們在萊茵—美茵機場受到邁克爾·鮑威爾少尉的迎接。在後備軍官訓練團時，邁克像我當年一樣受過跳傘和空中突擊訓練，可是他後來當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現在在駐安貝格的第七軍第二裝甲機動團服役，任偵察排長。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揮權的日子。第五軍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閱兵場上，檢閱臺上站著美國和德國的軍政官員。韋策爾和他的妻子艾琳都來了，我們彼此寒暄了幾句。韋策爾和我檢閱部隊，我接過第五軍的軍旗，至此指揮權就算正式交接完畢。君王永垂不朽！君王萬壽無疆！
從某種意義上講，自我上次駐在西德至今這四分之一世紀中，形勢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我於1958年12月首次到蓋爾恩豪森時是個21歲的少尉，艾森豪威爾是美國總統，尼基塔·赫魯曉夫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當時在東西德之間的邊界地區，面對美軍5個師和我們盟國的軍隊，駐紮著20個師的蘇聯和共產黨集團的軍隊。在此前兩年，蘇聯鎮壓了匈牙利的自由戰士。在我離開德國的一年之後，他們築起了柏林牆，後來又扼殺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爭取自由運動。那時東西方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當我於1986年接過第五軍指揮權的時候，在一條佈滿殺傷性更大的武器的邊界上仍有美國的4個師和蘇聯的19個師相對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已經用先進的M…1坦克取代了老式的M…60A3式坦克；用新型的佈雷德利戰鬥車取代了過時的M…113裝甲運兵車，並且用命中精度更高、破壞性更大的戰術核武器代替了老型號。
然而實際上變化還是很大的。過去兩年中，統治蘇聯的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是一位新型的蘇聯人，當時54歲，精力充沛、富有朝氣，主張實行公開性和改革。不會輕易上當的瑪格麗特·撒切爾曾經說過，戈爾巴喬夫是我們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前一年的11月，里根總統在日內瓦同蘇聯人舉行了第一次首腦會晤。里根堅持要繼續實施戰略防禦計劃，這使戈爾巴喬夫很惱火。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