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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坐在董事會里就能拿到5位數的薪金時，我吃了一驚。“卡爾，”我說，“我離開陸軍已經有一陣子了，但是我真正的希望是留在陸軍裡，如果那裡有工作給我的話。”
卡爾這人不愛囉嗦，馬上切入正題。別再提什麼離開太久的話，他說，我在陸軍有實力的將領中間仍很受器重。他希望我回去，陸軍希望我回去。他說事實上他有一個職位可以給我，部隊司令部總司令，負責駐在美國本土的全部陸軍野戰部隊，包括國民警衛隊和後備役部隊，有將近100萬兵員。
回家後，我像通常在面對需要做出決定的個人問題時所做的那樣，開列了一張利弊比較表。我把“留”列在左方，“走”列在右方，因為我只有兩個打算：或者留在陸軍裡，或者退休。我不想到國務院去當第二號人物，那等於降級。我也不想到中央情報局去當美國的間諜頭子，那不是我。暫留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里也沒有意思，因為我知道布什心中有他自己的人選：能幹的斯考克羅夫特。最後，“留”方列出了19條理由，“走”方只有寥寥幾條，其中最後一條是“開始新的生涯，能賺錢”。在翻來覆去思考了兩天之後，我去見布什副總統，告訴他說我想回陸軍。他客氣地接受了我的決定。緊接著，在我們上午例行的彙報會上我把我的決定告訴了里根總統。“部隊司令部是四星級，是嗎？”他問道。我回答說，是的，是陸軍最高軍銜。“好，好。”他說。
曾對我的生活道路產生過很大影響，也曾在伊朗—孔特拉事件之後幫助國家安全委員會恢復名譽，從而為保全里根—布什總統班子的地位起了莫大作用的弗蘭克·卡盧奇也快走了。在弗蘭克做了那麼多的工作之後，我認為對他離開國防部長一職時的處理是不厚道的。他接到布什一個助手的電話，那人通知他說當選總統選擇前參議員托爾為他的繼任人選，並即將向新聞界宣佈。我的老朋友威爾·塔夫脫同意留在國防部，在托爾的任命等待完成確認程式期間掌理國防部（對任命托爾的確認程式後來拖了很久，最後未透過）。為了酬勞塔夫脫的能幹和忠誠，布什政府後來派他擔任美國駐北約大使，我知道後很高興。
在里根政府臨近壽終正寢的那幾個星期裡，我感到壓力日漸減輕。我接受了一些換在以往會不得不婉辭的邀請。11月中，我到全國科學院出席為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安德烈·薩哈羅夫舉行的晚宴。主菜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一位保安人員悄悄遞給我一張舒爾茨寫來的短箋。舒爾茨需要馬上見我。國務院就在馬路對面，所以我步行過去乘電梯上了7樓，來到舒爾茨的具有早期美國風格的小而精緻的辦公室裡。舒爾茨坐在辦公桌後面，在場的還有羅茲·裡奇韋大使及其助手查爾斯·希爾。他們跟我打了招呼以後，舒爾茨便解釋他為何這麼急著叫我來。蘇聯大使尤里·杜比寧通知他說戈爾巴喬夫又要來美國了。我們不約而同地嘆了一口氣。
“他要到聯合國發表講話，所以他想同總統再次會晤。”舒爾茨說，把杜比寧的信遞給我看。
我看了信。“戈爾巴喬夫想要見的顯然是下一任總統。”我說，把信交給舒爾茨。我提出，我們需要提醒戈爾巴喬夫，在我國，一個時期只有一位總統。
次日上午我們向里根總統報告了戈爾巴喬夫要來的事。他願意同戈爾巴喬夫再次會晤，但是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就不能再作為首腦會晤來安排了。
戈爾巴喬夫將在12月7日到聯合國發表講話，離現在還有將近3星期。舒爾茨認為他為總統同蘇聯領導人會晤想到了一個很妙的地點。既然戈爾巴喬夫是到紐約向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何不使用大都會美術館，也可以讓這位蘇聯人領略一下美國文化？據我這個在紐約長大的人看來，這個主意並不怎麼高明。要是在大都會開會，兩位世界領導人的車隊和他們的隨從人員在曼哈頓一轉悠，紐約差不多就會陷於癱瘓。當我們把喬治的主張拿出來向周圍的人徵求意見的時候，特工處搖頭說這個地點在保安上十分令人頭痛，先遣工作人員說在大都會美術館開會後勤保障十分困難。他們有個更好的主意，在紐約港的加弗納斯島會晤。在那個地方舉行會晤礙不了任何人，離聯合國又近，越過東河很快就到，安全工作也容易安排。舒爾茨雖然不喜歡這個主意，但還是向白宮的舞臺監督們讓了步。
計劃工作開始進行的時候，我打電話給杜比寧大使，向他強調一點，這次會晤不是討論實質問題的會晤。無論什麼問題，就里根政府而言都已經太晚了，就布什政府而言又太早了。無論是對行將卸任的老領導人還是對將要上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