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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爾茨是唯一負責對外政策的部長，我總是要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明白這一點並始終支援他。
我們中途在赫爾辛基停留，下榻宜人的漁村飯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飛行時差造成的疲勞，然後再去見蘇聯人。舒爾茨盛情在飯店請我們一行15人吃晚飯，吃著吃著我們成了鄰桌一批日本遊客大感興趣的物件。
我們散席的時候，日本人拿著相機圍了上來。他們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爾茨和我稍稍整了整儀表，不料日本人卻圍上了別人。他們想與之合影的名人是國務院公共事務助理部長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電視攝像機前向報界釋出新聞的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人們由電視影像形成概念的時代，而真實在這些概念掩蓋下黯然失色。後來我也看到這種失真現象在我們對外政策的審議中起著越來越多的作用。
到莫斯科後，我見到一位經歷了冷戰全過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各時代連任蘇聯駐美大使的阿納託利·多勃雷寧。多勃雷寧一定是軟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幾代推行強硬路線的共產黨政權中安然無恙，在現在的公開性和改革時代又成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高階顧問。我們到後，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宮殿、如今是外交部賓館的一幢外交別墅內同多勃雷寧和謝瓦爾德納澤討論有關將要舉行的首腦會晤事宜。
白天的會談結束時，多勃雷寧悄悄走到我面前說，他想我們應該聊聊，就我們兩個。他的司機開著吉爾車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對岸與克里姆林宮隔河相望的一座富麗堂皇的大飯店。過廳裡空蕩蕩的看不到什麼人，我問多勃雷寧：“這是什麼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悅耳的美國英語說道。我們乘電梯上到4樓，多勃雷寧帶我走進一個包間。人們到蘇聯去通常不是為了享受美味佳餚，但是這頓飯卻精美異常。服務員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動作乾脆利落的俄羅斯女郎。
多勃雷寧一張大大的臉，面相開朗慈祥，態度和藹可親。我提高了警惕。“科林，”我們吃飯的時候他說道，“對這裡的現狀你必須有個瞭解。戈爾巴喬夫是我們自從列寧以後第一個治理國家的‘法家’。這一點比你所意識到的更重要。由官僚發號施令進行治理的社會運轉不靈，因為這些官僚沒有別的能耐，也沒有改革的良策。戈爾巴喬夫正在努力使我國成為法制國家，不再由庸碌無能的黨幹部治理。”多勃雷寧接著指出，這位新領導人對軍方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將領們都快氣瘋了。戈爾巴喬夫對他的將軍們說道：”你們對我說正因為美國人有這種那種武器，我們也非得有不可。為什麼？我不想去征服美國人。所以請問，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些武器來保護我們的安全？‘“多勃雷寧說，以前從來沒有人對軍方提出過質問，軍方一向是要什麼有什麼。
他要求我試著站在他們方面看看蘇聯帝國主義是怎麼樣的。他說：“你們總是拿古巴來猛攻我們，古巴這樣、古巴那樣。你們知不知道是誰把古巴給了我們？是你們。卡斯特羅是個革命者，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到聯合國去，住在哈萊姆區的特里薩飯店。你們政府對他不理不睬，把他當賤民看。於是他投進了我們的懷抱。”
他繼續說道：“你們不斷在尼加拉瓜的事情上猛攻我們，但是，我們向桑地諾分子提供的支援只不過是夠他們自衛用的武器，尚不足以用來騷擾鄰居。以後你們再不會看到我們那麼快就去參與別人的革命。”那樣的日子正在結束，多勃雷寧接著說。那種使蘇聯花費了數以億計的盧布，換回的只是些暴虐政權和使蘇美關係惡化的對外冒險活動，以後不會再有了。
多勃雷寧說，戈爾巴喬夫希望的是使蘇聯國內穩定。新政府想要走向自由市場，但是這種轉變不容易。“拿麵包來說吧，我們為成本提供補貼，麵包價格便宜到用酒糟餵豬還不如用麵包餵豬合算。包裝麵包的塑膠紙的成本比麵包本身更貴。這種情況我們知道很荒唐，也知道不能再維持下去，可是已經補貼60年了，不能說停就停。那樣我們真的又會發生一次革命。”他說，戈爾巴喬夫也試過提高稅率，使國家多一些財政方面的責任心，“但是那樣又有扼殺企業精神的危險。”
我知道說話的是個老行家，是個跟革命前的綢緞一樣滑溜的外交官。但是，我並未把多勃雷寧對我說的這些話自動先打上個折扣。回飯店後我把我所記得的每一個字都記錄了下來。
3月1日，里根總統在布魯塞爾同北約其他15個成員國國家元首會晤。正震撼著蘇聯的那些變化也動搖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