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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戈爾巴喬夫換了語氣。他開始敘述他在改革和公開性方針下要達到的目的。他要改革這個像步履蹣跚的巨人似的國家，要使蘇聯提高效率，要使蘇聯適應市場經濟，要改革蘇聯共產黨，要用我們從未想象到的方式改革蘇聯。他說，總之他要結束冷戰。他們和我們的意識形態之戰已經過去，他們敗了。他知道我是軍人，直看著我眨著一隻眼說：“既然你們已經失去了頭號敵人，以後作何打算？”
那天晚上，我回到飯店房間裡，回顧這非同尋常的一天，有了一個深信不疑的想法。蘇聯這種方針的改變並不是為麻痺我們而行使的詭計。這個人說的話是當真的。我躺在床上，意識到我生活的一個階段已經結束，另一個階段即將開始。直到現在為止，我作為一個軍人的使命一直是對抗、遏制以及必要時與共產主義作戰。現在我必須想想一個沒有冷戰的世界。我們在生活中所信守的一套老原則現在如同過期的時刻表一樣，只會起誤導作用。
莫斯科會談結束後，舒爾茨由謝瓦爾德納澤陪同去喬治亞共和國訪問，我打點行裝回國。途中在倫敦停留，以便向當時的首相撒切爾夫人通報情況。我仍是被引入她的起居室，在那裡同她談了將近一小時。在準備離去時，我提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最後一段話。我說道：“首相，他對我說，‘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我將使事情不可逆轉，然後，當我支援不下去的時候，別人會來代替我。’”
“喂，親愛的孩子，”她說著做了一個不必放在心上的手勢，“不要相信你所聽到的每一件事情。要知道，有時候連我也會說這種話的。”
在國內，情報圈和政策研究圈裡的人正在為如何應付蘇聯的變化忙得不可開交。中央情報局的一些蘇聯問題專家告訴我說，蘇共中央快開會了，在會上——這次是肯定的——強硬路線派將要交給戈爾巴喬夫的是他自己的腦袋。中央全會舉行了，會後戈爾巴喬夫貶黜了大約12名將軍和強硬分子。我同情我們的蘇聯問題專家們。他們已經研究蘇聯40年，並對它有深刻的瞭解，蘇聯的這一套結構和規則正在消失。不管我們這些專家的專門知識有多豐富，他們對形勢的預測比常看電視的普通人高明不了多少。
我已經身臨其境地看到形勢的發展，對這些專家的意見越來越不大重視。舒爾茨也開始不大在意中情局對蘇聯的估計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戈爾巴喬夫確實想要擺脫軍備競賽的經濟負擔，想把傀儡國家的包袱卸給西方的銀行家，而且想要從解放戰爭這種事情中脫身。我們的專家們不大願意預言未來將與往昔迥然不同。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會失敗，而他的確是失敗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他不是因為革命不夠徹底而敗給左派，而是因為放棄了蘇維埃的理想而敗給右派了，蘇維埃理想現已變成了一場噩夢。我國對外政策和情報圈裡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勁敵；正如一句老的笑話所說：“一旦惡魔得救了，那麼這些傳道士幹什麼去？”
5月6日，我這個當年喜歡在大學體育館裡鍛鍊身體甚於坐在課堂裡的學生，來到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坐在主席臺上，等待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當年與我一起當白宮研究員的同學、可以算是我弟弟的吉姆·博斯蒂克現在是佐治亞—太平洋公司經理，事業進行得很順利。吉姆也是克萊姆森大學校友裡的名人，是他提名授予我學位的。9天后，我到威廉—瑪麗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並接受又一個榮譽博士學位。我對在場的人們說，跟坐飛機坐得多能得到優惠一樣，這是我給這所大學頻繁寄支票、並且還要繼續寄支票換來的優惠。邁克是1985屆畢業生，琳達是1987屆的，安妮瑪麗也即將在當年秋季進威廉—瑪麗學院讀書。緊接著，安妮瑪麗就讀的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華盛頓—李中學邀我到她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在這前後，我打電話給盧埃林姑媽。她說她在電視上看到我給總統當顧問，看到我接受那些了不起的學位。“上帝啊，”她說，“這些黑種小鬼怎麼幹得這麼棒！”
5月的一個繁忙的下午，我的一位助手在我門口探頭進來說：“查利·威克的人想知道，他乘哪部電梯上去，出了電梯是往右拐還是往左拐，進房間後電燈開關在哪裡？”為了即將來到的莫斯科首腦會晤，我們除了為實質性問題做準備之外，還要應付種種叫人頭痛的後勤問題。威克是里根在加州的密友，現任美國新聞署署長。在我的部下為安排800多人到莫斯科去而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查利的工作人員看來佔用了我們40％的時間。
我打電話給威克說：“查利，如果你想去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