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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到營區醫院，一位醫師說：“我們還說不清這是什麼，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釋說他要做活組檢，然後將其切除。如果活檢結果呈陽性，他說：“我們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術檯上清醒過來時就不能再說話了。”
我當時40歲，是3個孩子的父親，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都處在最佳時期。我擔心極了，幾天之後，他們把我送進手術室。阿爾瑪一直守護著，塔克也在場。記得他盯著醫生好像在說：“你要治壞了我們上校的病，我就折斷你的胳膊。”
腫瘤不是惡性。活檢之後，醫生縫合了刀口。當刀口裡裡外外都癒合之後，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個小坑一樣的疤痕，看上去像槍傷。既然我是一個參過戰的老兵，人們就認為那是戰傷。假如人家問起來，我就把這並無英雄壯舉的實情告訴他們。那時候我吸菸，但是這件事以後，我越來越感到不安。而現在，我已經不吸菸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職期接近尾聲時，布熱津斯基博士信守諾言，又請我到華盛頓去。我感到驚奇的是，威克姆的預言應驗了。
第10章 在卡特政府的國防部
雖然我在里根——布什時代擔任公職期間拋頭露面最多，但實際上我是在卡特執政期間在國防部長辦公廳工作的那兩年半時間內初諳國家安全事務的。1977年5月，我再次去華盛頓，到國家安全委員會見布熱津斯基。他告訴我，原本想讓我負責國防計劃工作，但這一空缺已經由維克托·厄特高夫填補了。維克托現在需要一位助手。當初連該單位的一把手我都不願幹，現在反而要我當二把手，我覺得這個建議很難接受。不過，拒絕白宮的提議，對於一名一直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人來說，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一回，我告訴布熱津斯基，我需要考慮考慮。
我在華盛頓期間還接到另一個電話，是五角大樓打來的，要我去見一個名叫約翰·凱斯特的人。此人的頭銜長得要命，叫做“國防部長和第一副部長特別助理”。我在國防部內還是有些熟人的，我透過他們打探了一番凱斯特先生的情況。我瞭解到，此人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很有衝勁的年輕律師。與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關係密切。我還了解到，凱斯特因其偏執孤傲的作風在五角大樓上上下下結怨頗多。
凱斯特寬敞的辦公室在大樓的E翼，即艾森豪威爾走廊內，緊挨著部長辦公室。他確實很年輕，僅有38歲，比我小2歲，這在未來的上司和下屬之間並不是一種理想的年齡差別。凱斯特還很傲慢。他明確宣稱他和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查爾斯·鄧肯就是為布朗部長掌管這一攤的。凱斯特不隱諱他作為一個決心取得對這個龐大機構的控制權、嚴密監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事實上的參謀長的地位。凱斯特成立了一個4人軍官小組協助他工作。他想讓我作為他的副手來管理這個班子。
在這第一次會面時，開始一直是凱斯特一個人在講話。最後終於輪到我了，便問道：“你怎麼會想到找我呢？”
“我對你做過調查，”凱斯特回答說，“我在調查中聽人說了你不少好話。”他得到了一份提名名單，其中對包括我在內的6名陸軍軍官的情況做了簡要介紹。原來曾考慮讓我擔任國防部長的軍事助理工作，但後來卻把這個職位給了空軍上校卡爾·史密斯。此人後來在一些關鍵時刻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凱斯特就用這個名冊來物色他自己的軍事助理。他對我曾任白宮研究員、參加過越南戰爭並擔任過戰地指揮官的經歷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
“我也調查過你，而且我聽到的並不全是好話。”我笑著說。看來他對我的坦率很感興趣。這是個好兆頭，他要找的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人。我們結束了這次談話之後，我便返回坎貝爾堡。
現在有兩個可供選擇的高階職位擺在我面前，但是我都不想幹。偏離正軌的雜事我已經幹得夠多了，這次希望華盛頓能把我忘掉。我的希望仍然是從旅長升至一○一空降師的參謀長。回來後，曾在國防部長辦公室工作過的威克姆將軍很想聽聽來自E翼的最新小道訊息。我講完後，他明確表示我不會成為他的參謀長。在他手下的幾位旅長中，我的資歷較淺，又沒當過飛行員——這是擔任參謀長的一個重要條件。“除此之外，”威克姆說，“我瞭解這個制度，陸軍也決不會放棄把他們的人安插在那種重要崗位上的機會。”然而，在我應選擇哪個崗位的問題上，他不想對我施加影響。
為了就我的去向問題徵求意見，我給另外一位信得過的朋友打了電話。他就是卡爾·沃諾，也是德普伊的門生，不久前被提升為准將，現在在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