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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布朗不講究形式，希望趕緊把問題討論完就散會。溫伯格開會時則注重禮儀程式、上下等級分明。他主持會議時坐在一張淺藍色的軟扶手椅上。他的左邊，坐在另一張扶手椅中的是立法事務助理。他的右邊，坐在長沙發上的是他的公共事務助理，我坐在長沙發的另一端。咖啡桌的對面，面對著部長就坐的是他的副手和總顧問。主要人物的座次就像天上的星座一樣始終保持不變，即便參加會議的人數增加也是如此。不久，國防部第三把手弗雷德·伊克爾也想加入進來。溫伯格說，好的。於是伊克爾便佔據了長沙發的中間位置。既然伊克爾參加了，他的助手裡奇·阿米蒂奇也要求參加。溫伯格也同意了。後來又有一些人也想參加會議。溫伯格說，可以。這些人的助手也想來，溫伯格照準不誤。就這樣，早上開的這種會議的規模變得如此壯觀，以至開會前5分鐘，搞接待的軍人像聯合運輸公司的搬運工似的，只好急急忙忙從隔壁房間搬來椅子。這種會議印證了羅伯特·阿德里的“地盤佔有慾”理論。你要像老虎往樹上撒尿那樣來標定自己的勢力範圍。你的氣味要比別人更強烈才行，否則你就會被人家擠走。無論是在叢林中還是在官場上，都沒有無主的空地。所有地盤都已經被佔領或者被更強者奪去了。
在這種會上討論的唯一實際問題是公共關係助理及立法助理彙報的有關同新聞界之間的棘手問題和即將付諸表決的法案問題。聽他們講完之後，溫伯格就在屋子裡走一圈，點叫每一個人的名字。講話時間長的都是那些不懂遊戲規則的人。我常同部長充分地討論問題，但是從不當眾這樣做。這種辦公會議有一個用處，那就是能滿足與會者的虛榮心，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會後他們便可以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部屬那裡誇耀說：“部長剛剛告訴我……”甚至說：“我剛剛告訴溫伯格部長……”後來，我自己也採用了這種讓眾多下屬參加會議的辦法。
我來此工作的頭幾天，就領教了我的新上司的工作作風。1983年7月26日，我早上6點半就來上班了，在瀏覽五角大樓的夜間要聞《頭班車》時，摘自《華盛頓郵報》的一則簡訊引起了我的注意。海軍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海軍醫院設立了一個“創傷試驗室”，專門訓練醫學院的學生治療戰傷。他們用狗來進行試驗。先給狗注射麻醉藥，然後開槍把狗打傷。看到這裡我警覺起來了。我想象著美國人聽說他們心愛的小狗萊西或斯努菩被當作軍事醫學的試驗品會有什麼反應。我趕忙給我的同行——海軍部長助理保羅·戴維·米勒上校打了電話。對他說，溫伯格部長想了解這是怎麼回事。保羅對我說，時間還太早，貝塞斯達那邊沒有人。“過一會兒我再答覆你。”他說。我對他說他最好現在就答覆我，因為部長馬上就會來。今天上午會議的重點議題是有關MX導彈部署的表決，而且部長還約定一早要接受三大電視網的採訪。米勒便把他掌握的一點點情況告訴了我。
我剛掛上電話，溫伯格就進來了。他劈頭就問：“對小狗開槍是怎麼回事？”（溫伯格家裡養了一隻名叫基爾蒂的蘇格蘭長毛狗）
“部長，”我開始解釋，“這對於海軍陸戰隊員參加實戰是很重要的……”
“不許他們這樣幹。”他說。
“部長，這種醫學研究有助於……”
“告訴海軍，此事到此為止。這個計劃被取消了。這種事他們連考慮也不應當考慮。明白嗎？”
我給米勒打電話，傳達了部長的命令。他卻深表懷疑，一個勁地說：“但是——但是——但是。”我對他說，以後我再向他解釋。現在我得把部長送到二樓的五角大樓廣播室去，做好他首次上《今日》節目的準備。
在世界可能處於核毀滅邊緣的時候，布賴恩特·岡貝爾提的第一個問題卻是有關《華盛頓郵報》上這篇有關狗的報道。溫伯格冷冷地回答說，不會有這種事，即便真的有過任何這樣的計劃，他也已經下令取消了。另外兩次訪談也都是從狗的問題開始的。溫伯格在每次訪談中都向全國保證說，不管是為了多麼美好的目的，軍隊都不會射殺小狗。
溫伯格那天對這件事的反應完全是出於直覺。他沒有要求由一流外科醫生、心理學家、獸醫學家以及“人民爭取善待動物組織”的代表組成一個小組，來反覆研究這個問題。他立即意識到，在一個喜愛小動物的國家內，不論是出於什麼科學上的理由，這種辦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立即就把它取消了。此後，信件潮水般地湧來，電話使五角大樓的總機忙得不可開交，報刊編輯部紛紛發表文章，全都是頌揚溫伯格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