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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作樂。我母親知道我去的地方，派一個表兄把我拽回學院參加畢業儀式。在母親心目中，大學畢業是4年半心血的全部成果，而我卻是把這個地質學士學位看作一筆額外的紅利。
在我姐姐瑪麗琳和我自己成長的歲月中，我們大體上都是“脖子上掛鑰匙串的孩子”，放學之後靠自己料理自己，或者靠鄰居和親戚照顧。人們常認為這種狀況會帶來許多問題。可是在當年，盧瑟·鮑威爾和他的妻子艾麗，兩個牙買加移民、兩位服裝廠工人，卻看到兩個子女都成了大學畢業生，兒子還成了一名軍官。按世人尺度衡量，這不過是小小的成就，但對我父母來說，這恰似攀上了九重天。35年之後，《檢閱》雜誌記者要我談談自己的雙親。我說：“我父母當年不曾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這力量不在於他們說了些什麼，給我們教導過什麼，而在於他們克勤克儉度過他們一生。如果他們的價值觀顯得是正確的和恰當的，孩子們就會跟著遵循。”我的成長不是靠說教，而是靠榜樣，靠精神上的潛移默化。“香蕉凱利”大街的社會環境、親戚們的溫暖關懷、聖瑪格麗特教堂、還有思念我們的牙買加之根而沉浸於老家的即興歌舞音樂，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以令人羨慕的方式把我們送上了人生的旅程。
我對紐約市的公立教育制度感恩不盡。當年建立紐約市立學院，是為了讓老城區的孩子們，窮人子女，移民子女，得到一個上學的機會，我就是這類孩子中的一個典型。我的許多大學同學都有智力去上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之類的名牌大學，可是他們沒有錢，沒有得力的關係，被拒於這些學校的校門之外。儘管如此，他們在各自的事業中作出的成就可以跟我們那些最有名氣的私立學府的畢業生媲美，往往還超過他們。
我常常明確表示我根本不是什麼大學者的料。多年來，我常開玩笑說，紐約市立學院的老師們遞給我一張文憑就輕鬆地舒了一口氣，高興地把我移交給了軍隊。可是，即使是我這個紐約市立學院的中等生，也學會了寫作、思考，有效地與人交流見解，而且有能力跟我從來不敢夢想的學府培養出來的學生相競賽。如果說自由女神像開啟了通往這個國家的大門，那麼公立教育就開啟了在這裡取得成就的大門。像我姐姐的紐約州立布法羅師範學院和我的紐約市立學院這樣的學校所起的作用，就是充當了窮人的哈佛和普林斯頓。它們這一作用發揮得很好。因此，我擁護公立中學和公立大學教育。只要我還清楚記得我來自何方，我就要為它們大聲疾呼，堅決支援。
在阿羅諾維茲禮堂的授銜典禮後不久，布魯克哈特上校把我叫到他在教學樓的辦公室。“請坐，鮑威爾先生。”他說，我坐下來洗耳恭聽。“你在這裡幹得不錯。你在陸軍也會幹得不錯。你不久就要去本寧堡。”
他告誡我說，今後要小心謹慎。本寧堡在南方的佐治亞州，佐治亞州不是紐約。南方是另一個世界。我要學會妥協，接受一個我不曾創造而且也無力改變的世界。他提到了黑人將軍本傑明·O·戴維斯。他和戴維斯是西點同學，在西點的整個4年中，同學們——我猜想其中也包括布魯克哈特在內——都躲著這個黑人。上校說，戴維斯在南方惹了麻煩，因為他試圖反對那裡的制度。上校的意思實際上是告訴我，到南方之後要安分守己，做一個“好黑鬼”。
我不記得我對他的話有什麼不快。他是一片好心。布魯克哈特像我們一樣，也是自己的時代和自己的環境的產物。在西點盔甲之下，他有一顆關懷之心。我謝謝他，起身告辭。
我帶著我的女朋友到科尼島，最後縱情玩樂了一陣。畢業之後不幾天，便啟程赴佐治亞州。父母親盼望我在軍隊裡服役3年之後，回紐約來謀個什麼工作，幹一番事業。
第02章 我當了兵
我還能記得，我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對所選擇的軍旅生涯產生了疑慮。那是在佐治亞州北部山區，我沿著一條100英尺高的纜索疾馳而下，只差幾秒鐘就要撞上一棵大樹。這一練習叫做“求生滑行”，陸軍讓我做這個練習，看我是不是害怕。我真害怕了。
這一練習的目的，還在於考驗我們對類似要你去自殺的命令是否有絕對服從的決心。纜索懸在一條河上，兩端拴在兩棵大樹上，滑行起點的一端很高，然後急劇下斜。輪到我練習了，我爬上起點這一頭的大樹，俯視對岸，那邊的人都顯得很矮小。纜索上有一個滑輪，我緊緊抓住掛在滑輪上的鉤子，任務是沿著纜索下滑，聽到對岸的教官喊“放！”時才能鬆手。我還沒來得及思索一下，這邊的教官就已經把我推開。霎時間，我順著纜索飛馳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