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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六，我差不多都在教練場，有時一呆就是7個小時，跟我們“潘興步槍會”的會友們一起拿著M…1步槍，練習瑪麗女王式敬禮、持槍動作以及端著上了刺刀的槍操練對角斜方向行進。這是有危險的，稍一不小心就會出事。我們參加兩項比賽，一項是正規動作比賽，由布魯克斯指揮，一項是特技花樣動作比賽，布魯克斯指定由我負責。1957年春季，我們參加了在第七十一團訓練場進行的紐約市各大學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軍事操練比賽，對手有福頓大學、紐約大學、霍夫斯蒂亞學院等院校。我們帶著我們的吉祥物，名叫科克和黑傑克的兩隻松鼠，來到了賽場。
布魯克斯率領他的正規動作隊上場，在滿分為500分的比賽中得了460分，贏得冠軍。輪到我率領18人的特技隊出場了。我們事先把銅質空彈殼擦得閃閃發光，幾乎要把銅皮擦破時才住手。我們的皮鞋也擦得鋥亮，能照出我們的面孔。我們在預習時，我還秘密練了一招。通常在代表隊由一套動作轉入下一套動作時，領隊只站著喊“一、二、一”。我卻在這時跳起獨人舞，是當時流行的駝舞步。觀眾都興奮得發狂了。我們在滿分為500分比賽中得了492分，高居榜首。這之後，我下定決心，要在下一年繼承布魯克斯的職位，擔任紐約市立學院後備軍官訓練團學員團的團長和“潘興步槍會”會長，而且要學習他的榜樣，在校際比賽中蟬聯兩項冠軍。
然而，不用說大家也會明白，紐約市立學院的一般學生對我們“潘興步槍會”的成就並不怎麼欣賞。態度最好的把我們看作是沙文主義者，態度最惡劣的如校報呼籲解散後備軍官訓練團。
我有一套文具隨身帶了35年，它是鑲嵌在一塊大理石基座上的筆插和兩支“雪飛”牌鋼筆。我在白宮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在五角大樓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都把它放在我的寫字檯上。我珍愛它是因為它上面的一句題詞。這故事得從1957年夏季的一天說起。
那天，我父親焦急如焚。他請我和兩位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同學——託尼·德佩斯和喬治·烏齊奧利一起吃了午飯，然後把我們送到曼哈頓的格霍杭德長途公共汽車站。他憂心忡忡，向我千叮嚀萬囑咐，生怕我出事，似乎確信他兒子將一去不復返。原來，我和我的朋友們那一天是動身赴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去參加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夏訓。這是我頭一次離家去南方。爸爸叮嚀說，他已經請我們教堂的威頓牧師幫忙，關照布拉格堡附近的費耶特維爾市的幾位黑人聖公會教友，拜託他們對我多多照顧。我聽得心煩，請他別再囉嗦個沒完。
其實，我們一下長途公共汽車，就被陸軍官員接到布拉格堡，關在軍營裡6個星期，根本與南方社會生活隔絕。如果說我是在布拉格堡頭一回意識到自己是少數民族，那是因為我在那裡遇到的白人不是波蘭人、猶太人或希臘人，而是華斯普① 們，這幾乎是我頭一回跟華斯普白人相處。我們在靶場練步槍和81毫米迫擊炮實彈射擊，學習偽裝和設定障礙。我抓緊在那裡的每一分鐘進行學習，從一開始就出類拔萃。由於我有操練領隊的名聲，我被指定為代理連長。
6星期夏訓結束，我們在大操場列隊，接受頒獎。頒獎的名次排列依據是功課學分、打靶成績、體育分數，以及表現出來的領導水平。我被授予“D連優秀學員”稱號，這就是那天頒給我的獎品——我至今珍藏的那套文具上的題詞。“營優秀學員”的稱號授予了康奈爾大學的一個學生艾丁·B·卡普倫。我在全營名列第一。
我得到這一榮譽很興奮。可是在離營的頭天晚上，我們正收拾行裝的時候，一個白人後勤官把我叫到一邊問我：“你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當上‘營優秀學員’嗎？”我根本不曾想過。他說：“你想想，這些南方的後備軍官訓練團教官們若讓一個黑鬼當優秀學員，他們回到自己的院校時怎麼交代？”他的話與其說令我憤怒，更不如說是令我震驚。我不願知道，我的價值竟會因為我的面板顏色而被貶低。難道不可能是因為學員卡普倫的確比學員鮑威爾更強嗎？
在乘車返回紐約的路上，我更深切地嚐到了種族主義的滋味。我離開布拉格堡時，與本校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兩名白人軍士同行，通宵行車趕路，途中在幾個加油站休息。那裡的加油站有3個廁所：男廁所，女廁所，有色人廁所。我只能進有色人廁所。看來黑人似乎已超越了時代，男女不分了。在到達華盛頓以前，我一直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過了巴爾的摩向北走，我才感到安全放心了。我不由得回想起阿波羅劇院的那段古老的臺詞：“嘿，兄弟，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