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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雨。打死3頭水牛，許多豬和雞。受到越共擾亂射擊。
2月13日：二連與越共交火。血跡表明越共有傷亡（可能有傷亡，因為我們未見到敵人）。河附近發現幾張弩，箭筒中的箭可能帶毒。
2月18日：在2公頃紅薯地裡噴灑了除草劑，毀了木薯。
2月21日：9點10分遭伏擊。陣亡1人，負傷1人。16點10分，陣亡1人。越共傷亡1人（未經證實）。搗毀房屋2所。
2月18日，我們襲擊了一所被遺棄的山民村莊。山民早已望風而逃，只剩下一名體弱不能動的老太太。我們用龍森和“齊波”牌打火機點著火，燒燬了茅草房。南越軍揮舞刺刀砍倒了田裡的玉米、洋蔥和山民的主要作物木薯。我們帶走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後來，破壞的手段就比較先進了。直升機給我們投下幾桶55加侖一桶的除草劑，即“橙劑”的先導。我們從桶裡把2。5加侖灌到“哈得遜”牌手泵噴霧器裡。噴霧器的模樣像個滅火器。噴灑幾分鐘後，植物即開始變黃枯萎。
我們為什麼要燒掉房屋和毀壞莊稼呢？胡志明說過，人民像汪洋大海，他的游擊隊可暢遊其中。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將大海里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魚與同在一起遊的越共區別開來。我們想透過使整個海洋都無法生存來解決這個問題。依照戰爭的殘酷邏輯，打死敵人和把他餓死能有什麼區別呢？至於可憐的山民，他們被夾在中間，莊稼和房屋都被毀了，只好依靠南越政府吃飯。這就讓人明白為什麼這些遊蕩的山民住在阿壽這樣的基地附近靠救濟活命了。這種策略的目的是想透過迫使他們依賴南越政府來贏得他們的心。我敢肯定，這些山民寧願從來都沒聽說過什麼南越軍、越共或者是美國人。
無論毀壞家園和莊稼之舉在今天不加掩飾地出現在出版物上讀起來是多麼殘酷，作為一名青年軍官，我所受的訓練教導我要相信上司的智慧，要服從。對當時所做的事，我絲毫不感到愧疚。那是在風口浪尖上反叛亂。把農民的莊稼砍倒，越共就沒了吃的，越共是由北越支援的，而北越又有莫斯科和北京做靠山，他們在全球自由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鬥爭中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在那個年代裡，所有這一切都很合乎邏輯。
2月23日，星期六，那天我的筆記本上寫著：“雨轉晴。海軍陸戰隊H…34直升機後送陣亡者2人，負傷者1人。約12時35分越共實施擾亂射擊。”這寥寥數語下其實掩蓋著一塊醜陋的瘡疤。因前一天我們有傷亡，次日我們便給營地發電報，請求把傷亡人員撤回。我們爬到一塊平坦的高地，好讓直升機能迅速接近、著陸並離開。我們建立了環形防禦圈，以便直升機在地面時對其進行掩護。兩架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直升機出現了。一架在空中盤旋，另一架降到環形防禦圈內。我們將傷亡人員抬上直升機，然後示意飛行員起飛。只見在機艙口架設的一挺M…60式機槍後面蹲著一名年輕的海軍陸戰隊士兵，他沒穿襯衣，只著一件防彈背心，裸露的雙臂上文著花紋。
直升機離開地面時，隱蔽在叢林中的越共開始朝它射擊。飛行員開足馬力，想把直升機垂直升起來。防禦圈上的南越軍士兵此時朝叢林中還擊。當我意識到情況不對頭時，已被所看到的一切驚呆了。海軍陸戰隊的那名年輕機槍手看到環形防禦圈上的槍口火焰，誤以為發現了越共，於是便對著防禦圈射擊。當兩架直升機的聲音消失在山脊的另一邊後，便傳來喊聲和慘叫聲。我趕緊奔過去看。一名士兵緊抓著右手蜷曲在地上，有顆子彈打穿了他的右手腕，那隻手與手臂只連著一點皮了。另有兩個人倒在地上已經死了。越軍士兵又傷心又震驚的看著我。“你們為什麼這樣做？”一名軍士問道，“為什麼開槍打我們？”我無言以對。說戰爭是地獄嗎？說倒黴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嗎？這一陣子我已慢慢地但又是穩步地贏得了他們的信任，我不再僅僅是個跟隨著看他們每天與死神打交道的觀光客了，這個血鑄的大錯一下子破壞了他們對我的信任。在漫長而孤獨的夜裡，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有了傷亡之後最難熬的一夜，我怎麼也從腦海中抹不去越南士兵們臉上那一副副遭受背叛和出賣的表情。
我們幾乎天天遭伏擊，一般都發生在上午我們剛剛出發後不久的時候。首當其衝遭劫的是尖兵班。我們讓各連輪換擔任尖兵，使大家遭到射殺的機會均等。我反覆勸說武上尉，至少要尖兵穿上防彈背心。“防彈”一詞並不很確切。其實背心是由好幾層密密實實的尼龍布製成的，不過保護效能良好。武上尉挑剔地說，越南人身材矮小，背心太沉，在叢林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