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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地球似乎分成了白色和紅色兩塊，我就要奔赴前線，感到很興奮，因為我們那些不信上帝的共產主義對手就部署在鐵幕的那一邊。
回到家裡，我看到家裡又添了一個成員。父母生活節儉，為了多掙一點錢，讓一位名叫伊達·貝爾的女士在家裡寄宿。貝爾小姐心地善良，不但付房租痛快，而且常常幫忙幹家務活。她甚至不時地給我父親修指甲。但有一天晚上媽媽走進起居室，發現貝爾小姐給我父親修腳指甲，就制止了，只許以剪手指甲為限。我和姐姐都欠了貝爾的恩情。在後來的困難時日，我倆都遠離父母，多虧了貝爾給二老帶來安慰。
我被派到了德國的蓋爾恩豪森（美國兵把這地名美國化，成為“格倫哈文”），那是金齊希河谷中的一個景色如畫的小鎮，在法蘭克福以東約25英里。蘇佔區則是在這鎮子東面43英里。我的部隊是第三裝甲師B戰鬥群，駐地是福格爾斯伯格山附近的一座原德國軍營，叫科爾曼兵營。我被任命為第四十八步兵團第二裝甲步兵營B連的排長。我們排共有40人。我跟全排見面的第一個早晨，在早操列隊點名時，我渾身打冷戰，忐忑不安。一方面，他們的相貌、身高、膚色和出身各式各樣，很像我家鄉跟我一起長大的小夥子們；另一方面，本寧堡教導的軍人規範必須遵守，我不能把他們看成隨便的朋友，而是必須對他們承擔責任，我應該照顧他們。他們跟我年齡相仿，有的甚至比我年長，但是我立刻感到對他們像父親似的心情。
我還很快發現，陸軍官兵跟本寧堡那群打打鬧鬧、又說又笑的空降別動隊員大不相同。我的新上司B連連長託姆·米勒上尉是這裡的一個典型人物。米勒是全營5個連長之一，他們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時入伍的後備役軍官，現在仍留隊繼續服役。如果走運，他們會服役滿20年，以少校甚至中校的身份退役。如果不走運，他們會退回到入伍時的後備役軍銜。如果倒黴，他們會被複員回家，在人到中年之際被投入民間的人力市場。
這些人也許不是耀眼的流星，可是他們身上有一些感人的東西，值得學習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在西點軍校或軍事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我與米勒上尉關於手槍的故事就是一例。
當年，空軍和海軍都有核武器，所以陸軍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陸軍的寶貝是280毫米原子炮，它架在首尾相連的卡車和拖車身上，樣子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笨重的貝爾莎大炮差不多。俄國人顯然想知道我們的280配置在什麼地方，以便在他們一旦發動進攻時摧毀這些大炮。因此，這些大炮由拖車拖著在德國森林周圍轉來轉去，讓俄國人摸不著底。每門大炮隨時由一個步兵排負責警衛。一天，米勒上尉把我叫去，佈置一項秘密任務。我這個排被挑選出來警衛一門280。我心情激動地動員了全排，然後給我的9毫米口徑手槍裝上子彈，跳進吉普車，奔赴營部去受領任務。我為警衛一門能發射核彈頭的大炮，感到很興奮。
我走了不多遠，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槍。它不見了。我嚇得發呆。在陸軍中丟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頭找手槍，還是繼續驅車前進去受領任務？一時拿不定主意，心亂如麻。最後，我認識到我必須透過無線電話向米勒上尉報告這一情況。
“鮑威爾，你還在路上？”他問。
“是的，長官。但是你看……我的手槍丟了。”
“你說什麼？”他難以相信地問道，沒過兩秒鐘又接著說，“好吧。繼續執行任務！”
在營部受領任務後，我開車返隊，忐忑不安地尋思著自己的命運。剛駛過一個德國村莊，就發現米勒上尉坐著他的吉普，在一片樹林邊上等我。他招呼我過去。“有件東西給你。”他說，他遞給我那枝手槍。“它從槍套中掉出來，讓村子裡的孩子們撿到了。”孩子們撿到？我打了一個冷戰。“是啊，”他說，“幸好他們剛打出一發子彈，我們就聽見了，趕快把槍要回來了。”發生災難的可能性仍然使我全身發軟。米勒說：“看在上帝分上，孩子，再別出這種事了。”
他開車走了。我檢視彈夾，是滿的，沒有打出過子彈。我後來得知，手槍是我出發時掉在我房間裡了。米勒編了孩子們撿槍的故事，是為了嚇唬我，今後好小心一些。他從來沒有再提到這件事。
要是在今天出這種事，上級就會進行調查，請律師，大概會在我的檔案上留下一個致命的汙點。米勒卻不是這樣，只編造了一個故事。他顯然是想過：我手下來了這個一般還算能幹的少尉。他有時毛手毛腳，出點差錯，我得給他一點教訓，嚇得他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