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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隊裡有一個真正平步青雲的奇才，名叫皮特·道金斯，西點軍校的全美最佳橄欖球后衛，1958年海斯曼獎盃的獲得者，此外還是羅茲獎學金獲得者。我們隊也有出類拔萃的人物，如托馬斯·格里芬。他後來晉升為三星上將，並擔任了北約南方司令部參謀長。在這裡，競爭帶來的興奮與威脅並存。
上訓練班期間，我的專業標號又增添了“字首5”。在陸軍行話中，它意味著我有資格使用戰術核武器。我必須知道使用核武器（儘管仍需獲得遠比我級別高的上級的批准）的時機，一發核彈能消滅多少敵軍、平民及毀壞多少樹木，在互擲核彈階段如何掩蔽己方人員，如何計算核爆炸微粒沉降量，以及我軍部隊何時方能安全透過受沾染區域等。我們當時不是從核大戰的角度考慮問題，而是僅僅想到一門203毫米火炮發射的核彈當量為1000—10000噸，而投放在廣島的原子彈當量為1。5萬噸。我們的任務不是去考慮在戰場上使用這些核武器是否明智，也不是考慮敵方是否有將戰爭升級的可能性。既然海軍和空軍都已核武器化了，難道陸軍就該使用滑膛槍和米涅式槍彈嗎？再說，連蘇聯紅軍都已經配備上戰術核武器了。很久之後，當我升至決策層時，我會對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持甚為懷疑的態度。但當時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上尉，只顧潛心鑽研本行，管不了那麼多事。
1964年夏天，我到勝利大道上那家免下車餐館叫了一份漢堡包，這次沒人再叫我到屋後去了。上次我在此遭侮辱之後，約翰遜總統簽署了《民權法》，規定在公共場所實行種族歧視為不合法。當年秋天，約翰遜和保守的共和黨候選人B·戈德華特參議員競選下一屆總統。我並不支援哪個政治黨派，但戈德華特在參議院對民權法投了唯一一張反對票，令我失望。戈德華特不是種族主義者，他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反對該法案的。然而，他的反對雖屬無意，對種族隔離主義者卻是一種鼓勵。於是，我在自己的“大眾”牌汽車保險槓上貼了一張紅白藍三色不乾膠廣告，上面寫著“全力支援L·B·約翰遜”。這樣做也許有悖於營區關於當時政治活動的規定。
那年秋天的一個晚上，當我開車從伯明翰去本寧堡時，亞拉巴馬州一名警察在錫拉考加城附近示意讓我停車。我超速了嗎？不可能。讓我驚訝的是，警察對我的駕駛事宜並不關心，他在替戈德華特發放保險槓廣告。他打量了一番我的“大眾”牌汽車。在60年代的亞拉巴馬州，這種車還不多見。這算得上對他的第一次打擊。他檢查我的牌照，是紐約州的。這是第二次打擊。他又發現了支援L·B·約翰遜的廣告。第三次打擊。開車的還是個黑人。這幾條加起來，我算是給他實施了4次打擊。他搖搖頭說：“小夥子，你居然跑到這一帶來，這可不夠聰明。最好還是趕快走吧。”我遵命趕緊開車走了。
像我和普賴斯、馬伕魯蒂斯、德帕斯這類軍人在陸軍是有前途的。然而，在那個年代，軍官隊伍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群體是白人新教徒，而且大多數來自南方，來自中西部的人較少。來自威克森林、克萊姆森、弗曼城堡和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軍官遠比來自普林斯頓的要多，當然也肯定比來自紐約市立學院的要多。
我們訓練班的課常常在既狹小又無窗戶的教室裡上。因此，出來到走廊裡伸伸腿、抽支菸確實使人輕鬆愉快。有一天，我從教室出來後發現一群白人同學在談總統選舉問題，所有的人都在讚揚戈德華特。他們中的一個朝我喊道，“喂，科林，過來。”我不無戒心地走過去。他問：“我們有偏見嗎？見鬼，如果有的話，我們大家還能同你在一起上課嗎？”那傢伙繼續說道，這不是個喜歡還是不喜歡“有色人種”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只是不喜歡愛管閒事的一套做法，不喜歡這個教訓人民怎麼過日子的政府。另一位同學插話說：“這是個產權問題。如果一個人開了一個商店，在經營方面，他應該有權做他想做的事。”
我本可以挺直腰桿猛烈抨擊一通，或者孤獨無奈地退避三舍，可我卻想讓他們有所認識，於是就說道：“讓我來告訴你們產權意味著什麼吧，假如你是個軍人同時又是個黑人的話，你得有個結實的膀胱，因為從華盛頓到本寧堡一路上沒有幾個你能停車小便的地方。”我對他們講了黑人在南方的路上要找個像樣的地方吃飯，或者在夜幕降臨時找一個一家妻小能過夜的汽車旅館何其不易。前一年，全國有色人種協會的M·埃弗斯在密西西比河被暗殺，B·康納治安官曾放警犬咬人，犯罪分子在伯明翰教堂裡炸死4個黑人孩子，而他們卻在爭論什麼“產權”問題。我對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