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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個該死的傻瓜，”我在怒號的風中大聲喊道，“把這玩意兒朝南開，咱們離開這兒。我們跑到北越上空來了！”
結果證明我是對的。跟聰明的行家和自命不凡的飛行員打過交道後，我形成了又一條行為準則：不要被專家和精英們所嚇倒。專家通常佔有更多的資料資料，並不是判斷力。精英們會近親繁殖，生出血友病患者來。一旦被現實世界所碰傷，他們會流血致死。
11月1日，我回到西貢，國外服役期亦隨之結束。我先得辦完手續，而後便可以很快回家轉了。南越當時正處於混亂之中，吳庭豔總統是天主教徒，他想禁止佛教徒的宗教活動，鎮壓反對其政權的佛教徒示威遊行。有張寫真照片震驚了世界：為了抗議吳庭豔政權，一位僧人盤腿坐在西貢一個十字街口，把自己全身澆滿汽油，擦了根火柴自焚了。自焚時他全身紋絲未動。8月份，當時我仍在順化，西貢已處於軍事管制狀態，美軍已不許出營區。大約一週之後，吳庭豔總統在整個國家全部實行了軍事管制。
一天，當我開車去新山一機場託執行裝時，顯然發生了更為嚴重的事件。總統府遭到槍擊，街上除了乘著裝甲人員運輸車的軍人之外空無一人。我到西貢來正趕上一場政變。南越一夥將官剛剛推翻政府，並已將吳庭豔總統及其弟弟、秘密警察頭子吳庭儒處決。以26歲之齡，我對所發生的事尚無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我的思維方式如同一個只熟悉自己的環形防線計程車兵，僅此而已。對我來說，這次政變不過是這片陌生的土地令人困惑的另一方面而已。
儘管剛剛發生了動亂，我照樣被安排提前一個月回國，據說原因是我們在越南乾得很出色。實際上，美國顧問的數目已略有下降，從最多時的1。66萬人減到了1。63萬人。麥克納馬拉時代主導美國人對越南看法的分析衡量法那時剛剛開始實行。如果一個村莊周圍設有一定長度的籬笆，有民兵守衛，村長在過去的3周內未被越共殺害，我們就把該村列為“安全”村。我還在小良基地時，麥克納馬拉部長曾來到越南。他在那裡進行了48小時的訪問後總結說：“……各種定量分析的結果都表明我們在贏得這場戰爭。”定量分析才有意義。定量分析才能瞭解真情。然而，我在阿壽山谷所見到的一切卻沒有一件事能表明我們在戰勝越共。戰勝越共？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連他們的影子都見不到。麥克納馬拉的計算尺精英們算出的精確指數不過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東西而已。
陸軍對此的態度似乎是不要對高明者表示懷疑，其中包括這些計算尺神童。倘若它不奏效，也要假裝它奏效，說不定它能自行修正呢。這種軟弱無能的思維方式我最初在西德領教過，現在又被輸送到越南來了。在後來幾年中，這種默然態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除了“安全村”的荒謬做法，我們還有“搜尋與摧毀”行動、“數屍體”等更荒謬的做法。所有這些我們知道都是荒謬的，但還是照辦了。
在這以後，美軍的傷亡人數慢慢地開始上升，一些熟人的名字逐漸出現在死亡名單上。在蓋爾恩豪森時跟我在一起的J·李陣亡在越南，還有A·帕斯科，他是我們“潘興步槍會”成員中陣亡在越南的第一個，不過不是最後一個。
雖然如此，美國當時很少有人瞭解或關心在那遙遠的國度所發生的事情。嚴格說來，越共不過是個次要問題。與在越南的1。63萬美軍比起來，當時美國在歐洲駐有25。2萬人，在朝鮮有4。9萬人。1963年時，還談不上什麼反戰運動。
儘管疑慮重重，我離開越南時仍不失為一名忠實的信徒。我經歷了失望，但非幻想破滅。我仍相信幫助南越保持獨立是對的，仍然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應劃定反共界線。縱然方式有些缺陷，但目的還是正確的。不管麥克納馬拉部長有何發現，任務比我們的預想要重得多，也艱鉅得多。我在順化做情報參謀工作時有位分析人員曾經問我，從上過戰場的人的角度看，我們在越南到底需要多少兵力，我信口開河說了一個數：“獲勝須得50萬部隊。”
我坐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機場裡等下午去伯明翰的航班，手拿雜誌翻著看。突然間，我注意到人們都聚集到休息室一臺電視機前，以出奇的緘默盯著電視機。當天是11月22日。3周前，南越總統遇刺身亡，政府被推翻，當時我正在那裡。這天下午，我國總統亦遭刺殺。儘管我在外為外國人的自由賣命，4名黑人小姑娘卻在伯明翰16街浸禮會教堂內被埋在那裡的炸彈炸死。我回到家，宛如回到一個被顛倒了的世界一般。
第05章 回家
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