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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兩個政權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惡浪搏鬥，連一條支援他們先人浮沉在較平靜的水面上的救生帶也不可得。在這個革命的年代裡，中國的任何政府所面臨的都必然是令人棘手艱鉅的行政工作。歷史上的危急事件並不因為處理這類事件的傳統手段已被拋棄而不再重演；如今由於戰爭以及由於同西方的交往而導致中國人民的經濟、社會和精神生活中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因而更加重了這類危急事件的嚴重性。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是，灌輸給長期來迄今還在受苦的中國人民大眾的外國事物都是他們所不滿意的，而這些又都是西方灌輸者稱之謂“神聖的”。正在生活越來越艱難的時候，希望卻偏偏在中國升起了，此種介乎夢想和現實之間的愈來愈擴大的鴻溝，即便是最能幹的政權也難以跨越。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權比起它們所取代的古老政權來，卻顯得又粗魯又拙劣。儘管它們彼此仇恨，它們都是自封為一黨專政的翻版。當時在進行西方化不得法的其他國家裡，以及在政治上比較落後的西方國家自己，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制度。雖然在中國，也象在俄國、土耳其、義大利和德國一樣，此種政體也許可以設想為在它們所處的情況下的唯一的切實可行的體制，但肯定是不適合於一個正在為生存而進行鬥爭的偉大民族的需要的。
在這種令人憂心忡忡、苦思焦慮的情況下，中國過去的歷史，對於任何尚未因追求西方技術而完全丟棄中國文史研究的中國人來說，無論如何還是能夠提供鼓舞的。一位中國的文人學士可以思考：在比它自己的紀元年輕得多的一個紀元的第一千九百四十年，中國人民的人數已比在中國歷史的漫長程序中的以前任何一個日子都更多了，中國的領土也更廣大了；自從同以色列和希臘的誕生屬於同時代的中國歷史的黎明以來，中國——不象那兩個天賦獨厚但已垮掉的現代西方的先驅者——不僅能夠設法生存下來，而且正在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成長，致使它在1939年成了所有現存的人類社會中人口最多和年歲最大的一個。儘管當前有著種種苦難，一個研究其人民歷史的中國學者很可以充滿信心地說，不論西方及其作用會發生怎樣情況，“中華王國”將繼續留在地圖上。
日本在1939年是七大強國之一，它是在八十七年前才進入這一強國之林的。那時在西方文明的猛烈衝擊下，凡是非西方的社會都處於又困難又危險的境地，到那時為止，惟有日本和俄國依然還能控制局勢，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社會所難以做到的。日本用同世界各地隔絕的辦法以應付此種西方的衝擊問題大約有二百五十年之後，便在1853…1854年間改變了這一政策。當時並不希望而又無法抗拒的由柏利准將率領的艦隊到達了日本，這說明閉關主義是不頂用了，並說明了西方人那時所達到的熟練的技術水平，如果日本不把他們這一行的最新訣竅學到手，而且要學得快學得精，那末它將發現自己會再度聽命於西方。
在日本歷史的這一卓越篇章行將結束的時候訪問過日本的西方觀察家，對於日本所取得的物質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標難來衡量，也產生了強烈的印象，特別是如果他們是象本文作者在1929年那樣取道印度和中國前往日本的話，其所得印象當更為強烈。但是，這第一個印象馬上就被第二個印象所壓倒。第二個印象也同樣強烈：日本人取得物質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許是高到嚇人程度的心理代價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論男女，亦不論屬何階級，看來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象揹著千斤重擔。就內心舒坦而論，他們的境遇也許還不如一個吃不飽、穿不暖、棲身破屋的中國苦力或印度農民生活得那麼愉快。
這些令人不堪折磨的個人憂慮的終極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雖然不同於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卻是和它同時發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島的人口是三千一百萬；到1939年已經增加到近七千三百萬左右；而在1935…1940年間，仍以百分之五點六的淨增率繼續增長。這五年期間的增長百分比是驚人的，即便還不及1925…1930年那五年的高峰數字百分之七點九那麼驚人。
這樣大的人口壓力是日本的嚴酷歷史上的一個新的夢魘。在早先的時代，日本人民向北擴張，擠出該群島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從而為它不斷增長的人口找到出路。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之交建立德川政權以前的四百年間，由於有經常發生而且破壞性愈來愈大的內戰，他們的人口才沒有增長；在德川政權的和平時期，他們透過其他的社會風俗習慣來控制人口；這種人為地把人口
